收藏普希金：成都老人的“百年书影”

人物简介：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1799年6月6日—1837年1月29日），俄罗斯著名文学家、诗人、小说家，现代俄国文学的创始人，19世纪俄罗斯浪漫主义文学主要代表，同时也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现代标准俄语的创始人，被誉为“俄罗斯文学之父”、“俄罗斯诗歌的太阳”。

他出生于贵族家庭，童年开始写诗，在俄罗斯帝国政府专为培养贵族子弟而设立的皇村高等学校学习。学习期间受到当时进步的十二月党人及一些进步思想家的影响。后来发表的不少诗作抨击农奴制度，歌颂自由与进步。普希金的主要作品除了诗歌以外，主要还有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历史纪实语的创始人，中篇小说《杜布罗夫斯基》，《别尔金小说集》等。他的创作对俄罗斯文学和语言的发展影响深刻。1837年在沙皇政府的策划下与人决斗而死，年仅38岁。

1837年1月29日，圣彼得堡郊区。这一天或者晴朗，或者无风，或者微雨？280年后已经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天的圣彼得堡没有太阳——随着一声枪响，38岁的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倒下，俄罗斯诗歌的太阳就此陨落。

太阳陨落，余温脉脉。在此后200多年的漫长时光里，从俄罗斯到中国，普希金依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读者，普希金的作品译文也不停涌现。但在这些普希金的追随者里，有一位特殊的成都老人——他用毕生之力，收集了从1903年到2000年间出现的几乎所有中文译本，编撰成册，成为中国第一本系统介绍普希金作品中译本的著作。

老人叫戴天恩，也是“天府藏书楼”主人，如今已是86岁高龄。

书有聚散 藏书楼的光阴故事

成都华西坝，最有名的地标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甚少有人知道，在数个医院之间的某栋小楼里，还藏了一个小小的“天府藏书楼”。书楼的主人，正是戴天恩。

每天清晨7点过，戴天恩早早起床，从卧室出来往右五步，就是自己的书房。和卧室相比，书房更大、采光也更好。6月初的成都，清晨天光澄澈，和以往不同，藏书楼里，剩下的书已经不多了。

“到今年底，所有的书都会送走。”戴天恩打开书柜，瘦削的手一本本摸过去，他已准备定居西昌养老，此前已经运了一批书过去。年底前，所有的书都会送往新家。

这里最多时有近万本书，是他大半辈子里一本一本淘回来的。为了淘书，他耄耋之年还摩挲着学会了上网。

书籍像友人，总有聚散，最终留在他身边的只有两三百本。在“告别”了的“旧友”里，曾经有一批书，和其他的格外不同——200余本各类不同的普希金文集，几年前被他一一打包，邮到了北京，赠送给忘年之交——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教授查晓燕。

专门收集普希金文集的藏书者——这是戴天恩身上一个少有人知但十分重要的标签。作为一名非专业人士，他数十年来收集的数百种普希金文集，被他编撰成《百年书影——普希金作品中译本》，记录下从1903年到2000年，中国曾出现的各类普希金文集。其中最为珍贵的当属《奥涅金》——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书摊淘宝 买到《奥涅金》民国译本

戴天恩是山西平定人，原籍辽宁新宾县，1951年考进四川医学院（现四川大学华西校区）学医。

“父亲喜欢中国古典文学，我本来喜欢文学，后来听从家里意思，学了医。”虽然走上了医学之路，戴天恩的文学梦却从未湮灭，作为四川医学院“诗社”第一任社长，他青春年少、朝气蓬勃，携友人登峨眉，亦要慨然高歌，“那时候在峨眉山上，我们18名同学迎风朗诵，诵的就是普希金的诗歌。”

1952年，在重庆的一个旧书摊上，戴天恩邂逅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本藏品。这是一本小32开本的旧书，所用纸张为抗战时期常用的土纸，发黄且粗糙，但印刷尚清晰。封面上印着《奥尼金》，作者名为甦夫。“我一看就知道这本书很难得，马上掏钱买下。”这本《奥尼金》的价格是2000元（当时使用的是大面额钞票，1万元约等于今日1元钱），“买下来一看，是1942年出版的，我没见过更早的普希金中文译本了。”

寻找“甦夫” 隔着时空的对话

得到这本书，不仅从某种程度上，开启了戴天恩对普希金中译本的收集之路，另一个追求也同时启幕——寻找“甦夫”。

作为《奥涅金》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译者，甦夫是谁？这本薄薄发黄的小书，并没有多做介绍。“甦夫的名字，不见于众多的工具书，我后来查询了很多相关资料，得知他又叫苏夫，冯苏夫。”对于这名终无缘一见之人，戴天恩心里一直萦绕着关于书的种种疑问，“从这本《奥涅金》的内容来看，我一直觉得，恐怕这本书不是从俄文翻译的，很可能，是从日文或者英文译本翻译的。”

在收集“普希金”的过程中，戴天恩读过大量的译本。其中，著名的吕荧译本《叶甫盖尼·奥涅金》，给了他一个参考。“吕荧译本的附录中，有长诗的第六章第十五、十六及三十八三节的译文，吕荧介绍是胡风‘从米川正夫日译本译出来的，1887年的苏伏林版中没有这几节诗’”。戴天恩对比后发现，自己手中的甦夫译本却在第六章中翻译了这三节诗，“很有可能是根据米川正夫的日译本所译。”

在文字考据中，以普希金为线索，戴天恩不自觉地关注着甦夫的一生。甦夫本名冯剑南，广东人，在东京时着手翻译《奥涅金》艺术，未译完而回国，后在桂林工作。

循着甦夫的轨迹，戴天恩来到广西桂林。

1995年，桂林举行了广西抗战文化研讨会。戴天恩将1942年译本携至会场。“桂林图书馆未藏此书，特将我带去的译本全本复印藏库，经过多个世纪的沧桑，此译本现在确已很难找到了。”

以中文出版普希金的作品，虽然始于1903年的《俄国情史》（即小说《上尉的女儿》），但“诗体长篇小说”《欧根·奥涅金》（查良铮译名）的全译本，却迟至1942年普氏逝世105周年时，由桂林丝文出版社于当年九月推出问世。吕荧1944年在重庆出版的长诗中译本是第一个从俄文翻译的全译本，但比桂林译本晚一年多。1949年后大陆又先后出版了由查良铮、王士燮、冯春、智量及未余和俊邦的五个译本。

在这次会议上，戴天恩偶遇作家林焕平。“林教授与甦夫早年相识，这本《奥尼金》，甦夫曾赠给他一本。”从林教授处，戴天恩终于了解了译者甦夫的最后下落，“他在广西师院中文系任教数年后离去，两人再未联络，据说已经病故。”

终身之书 编纂普希金研究目录及索引

对戴天恩来说，1995年是一个终点，也是一个起点——一本“终身之书”开始酝酿，1999年5月，‘纪念普希金诞辰二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戴天恩作为与会代表出席，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教授查晓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非文科、非外语类科班出身的普希金爱好者与研究者，在与会代表中，戴先生是最特殊的一位。”此后，两人多有联系与合作，为《普希金专刊》编纂“中国普希金研究目录及索引”。

查晓燕说，戴先生所辑的内容“大大丰富了我原编的补分，并且更正了多处错误”。

同一年，戴天恩开始了“普希金作品中译本”的写作。

“我在1956年大学毕业前，接触到上海平民出版社出版的、查良铮翻译的普希金作品，从此开始系统收集普希金作品的中译本。”除了半个世纪的积累外，戴天恩为了把所有的中译本制成图像，年届70又开始学习电脑操作。

2005年，“普希金作品中译本”正式出版。资深翻译家高莽为此书做序，并评价“书虽不厚，但分量很重。这是一件让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中国普希金研究者都感激的事。”

一个遗憾 与1944年版《奥涅金》擦肩而过

时间走到2018年，戴天恩已经86岁了。

1956年从四川医学院毕业后，他被分配至河南省第三人民医院做外科医生，1968年后下放农村十年，1982年调豫北医专图书馆工作。

30年前，他从河南回到四川，在母校华西医科大学（现四川大学华西校区）图书馆工作，直到退休。在他的一生里，文学和书籍，是最大的温柔和慰藉。华西附二院背后的宿舍楼里，他的“天府藏书楼”一日一日壮大，最高峰时存书万余册。

“2011年，向台湾东华大学图书馆捐赠了2000多册。然后所有的普希金中文译本，都赠送给了查晓燕老师。”老人清瘦矍铄，笑意吟然，“书赠知音，这些书，送给她再合适不过了。”

他身侧尚有几百本书籍，准备带往西昌，在那里度过余生。一切都已安排好，可是回头看过往悠悠岁月，他心中最放不下的，还是一本擦肩而过的普希金中译本。

“吕荧1944年首版首印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我在网上看到过一本。”老人目光黯然，“下手慢了一秒，被别人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