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黄金一代”是怎样炼成的？

《重读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聊文学的时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夜整夜地看电影录像带、看世界杯转播的时代……”这些天，《三联生活周刊》前主编朱伟写的这段话，伴随着他新近出版的《重读八十年代》，在文学圈屡屡“刷屏”。

讲述1980年代文学史的作品有很多。 《重读八十年代》的不同，在于它是以文学编辑的角度，近距离地、鲜活地重现了八十年代的文学现场。苏童说： “如果八十年代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那朱伟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掘金者之一。”当年在 《人民文学》任编辑的朱伟，曾推出了刘索拉、阿城、莫言、余华、苏童、格非等一大批作家。

在 《重读八十年代》中，朱伟系统重读和点评了十位活跃在文坛的作家的经典。在他的记录中，作家们“成名前”的写作风格和之后创作轨迹的变化，文学期刊打破以往条框、力推新人的 “编辑部故事”，都得以一一浮现。有人说，这是一部 “一个人的八十年代文学史”，对当年的作家作品有着一份 “亲历者”的体察。而改革开放给文学界带来的思想、创作风潮的变化，也在他的记录中留下了清晰的轨迹。朱伟的 “重读”，也是对改革开放40周年在文学领域的一次有意义的回望。

莫言的成名作是被“逼”出来的，余华最初学的是川端康成

今天我们回顾1980年代，会惊叹于莫言、余华、苏童等一大批年轻作家的横空出世。但倘若真正将时间拨回当初，许多作家的出场，并没有那么石破天惊。今天在文坛占据中坚地位的很多作家，早期作品的风格颇有些令人意外。而他们创作转变的契机和轨迹，都在朱伟的这部书中留下了有趣而鲜活的印记。

书中写到，莫言的成名作 《透明的红萝卜》，其实是 “逼”出来的。当年，莫言入选为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第一届学员，同学中最出名的是 《高山下的花环》的作者李存葆。开学后，班上专门开会讨论李存葆的新作，在一片赞扬声中，唯有莫言坦率地唱了反调，而且言语中毫不客气。这个出言不逊的毛头小子，自然引来了众人的不满：只会说别人，自己又能写出什么呢？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下，莫言一口气写出了 《透明的红萝卜》，他要用一部作品来 “争一种东西”。

在此之前，莫言只发表过四五个短篇小说，处女作 《春夜雨霏霏》写的是一位 “军嫂”向守岛部队的丈夫表达思念之情。用朱伟的话说：“如果只看他刚开始的短篇，会觉得很稚嫩，觉得他完全不可能成功。”但 《透明的红萝卜》1985年发表在 《中国作家》上， “真有一下子耀亮文坛的感觉”。朱伟正是因为这部作品，认准了莫言。在他看来， “还没有人能将意象表达出这样一种凹凸感夸张的油画般的感觉”。在那以后，他骑着自行车一次次赶往魏公村军艺的宿舍找莫言，之后 《爆炸》 《红高粱》都是经他之手，在 《人民文学》上发表。

“所以每一个作家都有一个契机，看自己是不是遇到自己合适的写作方法。”朱伟说。余华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余华最初在 《北京文学》上发表的小说 《星星》，写的是一个不合群的男孩在成长过程中的孤独和忧伤，这篇文章在朱伟看来 “矫情稚嫩”，是一则叙述直白的 “习作”。后来与余华聊天时，他告诉朱伟，自己最初深受川端康成的影响，因为 《伊豆的舞女》而开始创作，所以走的也是细腻敏感的路子。但在朱伟看来，余华不是一个感觉特别细腻的作家，如果顺着川端康成的路子写，可能一辈子都出不来。直到1986年，读到卡夫卡的 《乡村医生》后，他才如同醍醐灌顶，明白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这才有了1987年的 《十八岁出门远行》 《四月三日事件》 《一九八六年》，余华脱胎换骨，一跃成为最耀眼的新生代作家之一。

从这些 “蜕变”轨迹中我们可以看到，思想的解放和活跃，海外文学的大量引进和传播，对于作家们产生的深刻影响。可以说，正是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这些改变，造就了八十年代的文学 “黄金时代”。

百花齐放的文学高峰，编辑是幕后英雄

陈村对于 《重读八十年代》有这样的 “概括”： “这本书阐述的是作家们如何凭那种被认为很不入流的写法爬上文坛，编辑处心积虑将作品给鼓捣上版面。”虽是戏谑，却也道出了重要的事实——当年，许多先锋的作品并不受到广泛认可，倘若没有编辑敏锐的发现力，和力排众议、打破常规在期刊上推出的勇气，文学的走向或许会有很大不同。可以说，80年代的文学高峰，与文学期刊、文学编辑们在幕后的推动密不可分。

余华对朱伟有这样的评价： “在那个时代，他对小说的理解是超前和深入的，他敏锐地发现了一部又一部当时离经叛道现在已成典范的小说。”

1985年，朱伟拿到了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这篇大胆的现代派小说让他读后直感到热血偾张。但有人跟他说： “这稿子，你们 《人民文学》肯定发不了。”之前， 《人民文学》主要发表的都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成名的作家作品，偶有青年作家上头条，作品也是平稳的现实主义基调。为了力推 《你别无选择》，朱伟写了满满一页的稿签。没想到的是，当时任 《人民文学》主编的王蒙大力支持，激情澎湃地说，应该突破以往的条条框框，而 “青春的锐气，活泼的生命，正是我们的向往”！1985年的第三期 《人民文学》将刘索拉的这部处女作用作了头条，之后又相继推出了阿城、莫言、马原等作家的作品，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可以说， 《你别无选择》的推出，在1980年代的文坛是一个标杆性的事件，它启示了后来一系列作家的探索和创新。

举办笔会、创作班，也是各刊物培养作家的重要途径。1982年，朱伟还在 《中国青年》当编辑，参与了期刊在桂林办的培训班， “其实就是把人圈起来写稿子”。他的任务，就是每天和作家沟通创意，给出建议，监督他们创作。陈村就是当年培训班中的一个，而且是最不羁的一个，他曾屡次与人密谋去外地游玩，都被朱伟断然阻止。也难怪陈村后来半调侃半认真地说，这种放着好山好水不尽兴地玩，关在房间里写小说的培训班，之后再也不会参加，“不上当了”。不仅如此，陈村一开始交了一篇应付的文章，但朱伟认为他完全没有 “用力”， “毙”了以后继续催逼。正是在这样的 “逼迫”之下，陈村写出了 《花狗子嘎利》，后来更名为 《蓝旗》，荣获了多个文学奖项。回过头来，陈村对这个 “狠心”的监工是服气的： “朱伟被我们认定是最厉害的文学编辑，是我们的编辑，自己人。”

如今，很多作家回忆朱伟，印象最深刻的便是他那辆绿色的凤凰牌自行车。1980年代，他便是骑着这样一辆车，从一个作家家里，去到另一个作家家里，从相识到相知。正是这辆自行车，串起了他个人的文学履迹，也串起了一张1980年代的文学地图。它更诠释了一名文学编辑优秀的理由。今天，我们回望那段辉煌的文学史，在关注那些星光熠熠的作家作品的同时，重新关注那些为文学浪潮推波助澜的 “幕后英雄”，关注作品的生产、刊发和传播，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