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东欧文学：复杂、夺目，边缘的光芒

编者按

21世纪已经过去20年。这20年里，我们越来越多地使用“高速”、“加速”、“剧烈”、“骤变”、“创新”、“多样”来描述世界的变化、生活的变化。文学也一样，从创作思潮到门类、题材、风格、群体，包括文学与生活、文学与读者、与科技、与媒介、与市场的关系等等，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如何认知、理解这些变化，对于我们总结过往、思索未来都有重要的意义。为此，中国作家网特别推出“21世纪文学20年”系列专题，对本世纪20年来的文学做相对系统的梳理。

我们希望这个专题尽量开放、包容，既可以看到对新世纪20年文学的宏观扫描、理论剖析，也可以看到以“关键词”方式呈现的现象或事件梳理；既有对文学现场的整体描述，也深入具体研究领域；既可以一窥20年来文学作品内部质素的生成、更迭与确立，也可辨析文化思潮、市场媒介等外部因素与文学的交互共生；既自我梳理，也观照他者，从中国当代文学延展至海外华文文学和世界文学，呈现全球化加速的时代，世界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异同。

从文学史意义上来说，20年看文学或许略短，难成定论，难做定位，但文学行进过程中这些适时的总结又非常必要，它是回望，更指向未来。

（中国作家网策划“21世纪文学20年”专题文章陆续推出，敬请关注）

有必要说明一下：“东欧”更多的是个政治概念和历史概念。东欧剧变后，情形发生变化。苏联解体，华沙条约组织解散，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离，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相继独立，所有这些都在不断改变着“东欧”概念。今日，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都不再愿意被称为东欧国家，而更愿意被称为中欧或中南欧国家。不少作家也在竭力抵制和否定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东欧是个高度政治化、笼统化的概念，不适于文学定位和评判。但我们之所以依然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和研究，是因为它们有着太多的共同点：都是欧洲弱小国家，历史上都曾不断遭受侵略、瓜分、吞并和异族统治，都曾把民族复兴当做最高目标，都是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才相继获得独立，或得到统一，二战后都走过一段相同或相似的社会主义道路，1989年后又相继变更政权，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东欧”之外，我们还找不到更合适的概念来指涉这些国家。

历史，创伤，无尽的矿藏

历史之重和时间之痛，成为东欧作家们取之不尽的文学矿藏。东欧剧变后，不少东欧作家都将再现历史和书写苦难当作自己创作的首选。而有些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这样书写的东欧作家，在新世纪伊始开始收获荣誉和成果。在此，我们不得不提及两位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Kertesz Imre）和纳达什·彼得（Nadas Peter）。

2002年，匈牙利犹太裔作家凯尔泰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在宣布凯尔泰斯获奖理由时说，他的写作“支撑起了个体对抗历史野蛮的独断专横的脆弱的经历”。评委会高度评价了他的自传体小说《命运无常》，认为对作者而言“奥斯威辛并不是一个例外事件，而是现代历史中有关人类堕落的最后的真实”。其实，凯尔泰斯早在1965年就完成了此作，但因种种原因直到十年后才得以出版。小说叙述者是个名叫久尔吉·克维什的犹太少年。他在纳粹大搜捕中稀里糊涂地被关进了集中营，完全不知什么样的命运在等着他。但他却学会了生存和适应，因为他忽然意识到“人们无法开始新的生活，你只能继续现在的生活”。因此，他决心要“继续过那没法过的生活”，并且把它当作一种正常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除了残酷，除了恐怖，他居然还能时不时地找到一些快乐。凯尔泰斯的文字极为朴素、自然，不加任何修饰，语调也十分平静，甚至平静到能和残酷的大屠杀形成一种不太协调的强烈对比的程度。这种风格贯穿了他创作始终。

实际上，凯尔泰斯的所有作品都在书写同一个主题：大屠杀。“每当我考虑写一部新的小说时，我总会想起奥斯维辛。”他说，“每位作家都有一段决定性的成长经历。对我来说，大屠杀就是这样的经历。”大屠杀的阴影变成了他文学创作的光亮，凯尔泰斯也因此被人们称作“从奥斯维辛走出来的作家”。

纳达什·彼得于2005年出版了历时18年创作完成的三部曲小说《平行故事集》：《无声的王国》《黑夜的深处》《自由的呼吸》。小说情节围绕着匈牙利和德国的两个家庭展开，内容极为丰富，涉及肉欲、阴谋、大屠杀、贫困、种族主义、犹太人身份、仇恨、复仇、恐惧等话题。小说中，时空不断转换，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德国到六十年代初的匈牙利，展现出一幅欧洲现当代历史画卷。全书共有三十九章，每一章的故事、背景和人物都截然不同，彼此平行，因此，每一章都可被视为一部独立的小说。“世界的全球化意味着我们在认识和理解他者的历史时，只能接受多个平行的世界”，纳达什强调，小说标题的寓意即在于此。

《平行故事集》在匈牙利国内和欧美世界均获得了显著的关注和反响。赞美和批评皆有。不少读者将它当做一部迷宫般的里程碑式的杰作。《匈牙利民族报》称赞它为“二十一世纪的《战争与和平》”。而英国书评家蒂博尔·费舍则在《卫报》发表文章批评这部小说过于松散、随意，犹如“一块巨大的历史肥皂，随处冒出一些泡泡”，并指责作者滥用色情描写。此前，纳达什于1986年出版长篇小说《回忆之书》，以高度细腻的史诗性描写表达了对历史的叩问：到底是我们讲述历史，还是历史在讲述我们？该书为纳达什带来了巨大的国际声誉。

同样在2005年，波兰犹太裔传记作家阿佳塔·图申斯卡（Agata Tuszynska）出版了传记小说《被告维拉·格兰》。这部传记更多地呈现历史和人性的幽深和复杂。小说主人公维拉·格兰是犹太人，二战期间曾在华沙犹太区一家高档酒吧当歌手。出入酒吧的既有犹太贵族和知识分子，也有被纳粹收买的犹太线人。格兰的一名伴奏演员沃拉迪斯拉夫·斯皮尔曼后来写出一本《幸存者回忆》。波兰裔法国导演罗曼·波兰斯基将之改编成电影《钢琴家》。战后，格兰觉得斯皮尔曼欠她人情，就去斯皮尔曼就职的华沙电台找他，请他帮自己找份工作。但斯皮尔曼却对她板下脸来，冷冰冰地说了句：“我听说你曾与盖世太保合作。”从此，整整一生，格兰都被这一谣言纠缠，谣言影响并破坏她的生活和工作，甚至使她不断陷入各种受难幻觉。三番五次的审问，都没能证明她有罪，但格兰还是难以自证清白。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事情渐渐地被人遗忘。但格兰却不能忘却和原谅。1980年，她自费出版一本回忆录，将矛头指向斯皮尔曼，指责他曾当过犹太警察。她曾见过他穿着制服，拽着女士的头发，迫害她们。图申斯卡承认，格兰的这一指控没有任何证据。也许，她只是想以此方式来反击斯皮尔曼。作者在叙述中有意识地将各种事实和情节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幅幅模糊、幽深、真假难辨的画面。面对这一幅幅画面，读者很难对历史作出结论。历史之重，有时恰恰在于它的纠结和复杂，难以澄清、难以描述。历史可靠吗？历史会不会有着众多的空隙，无意中掺入误解、冤屈和仇恨？维拉·格兰迷人而又悲剧的一生，无疑是对历史和人性最有力的追问。

捷克女作家拉德卡·德内玛尔科娃（Radka Denemarkova）于2006年出版长篇小说《希特勒金钱》。小说女主人公吉塔·劳希曼诺娃是生活在捷克的德裔犹太人。她逃出集中营后，曾六次试图重回故土，却始终未能如愿。作者擅于烘托氛围，并通过挖掘人物心理来塑造人物形象。小说时间跨度大，空间却有限，在同一个乡间舞台，通过激烈程度不同的戏剧冲突，灵活运用插叙、闪回、白描、切换视角等艺术手段，让小说散发出冲击力和感染力。这部作品内涵丰富，惊心动魄又意味无穷，涉及人性、正义、清算、记忆、良知等主题。我们也完全可以将它视为对法西斯的有力控诉。

探究，反思，作家的勇气

耐人寻味的是，大多数东欧读者更加敬重和喜爱那些始终没有缺席的作家。进入21世纪之后，很多东欧作家的创作仍然与爱国心、民族自尊、民族认同和同甘共苦等微妙的情愫联结在了一起。

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Ivan Klima）就是这样的作家，他始终将见证与反思当作自己的责任。他原本有机会移居国外，却在祖国危难之时回到了布拉格。他坦陈，选择归来，主要是因为自己的文学生命难以离开母语和故土。2009年，克里玛出版了回忆录《我的疯狂世纪》。身为犹太裔作家，克里玛曾经历过战争、集中营、解放、教条主义时期、“布拉格之春”等等，对世界变幻和人性莫测有着深刻的体验和洞察。正如他所说，“有过极限经历的人所看到的世界，和那些没有类似经历的人所看到的是不同的。一个人往往要花很多年才能懂得，极限经历会将他引向智慧之路。还有很多人，永远也不会懂。”因此，及时的反思、自省和清理，防止极限、荒谬和罪恶重现，防止悲剧重演，为人心注入更多向善的力量，尤为重要。作家的亲身经历和细节使得该书生动、有力，丰富而意味深长。克里玛在书写这部作品时，内心充满着道义感和责任感。这种道义感和责任感恰恰是许多东欧作家的最感人之处。

阿尔巴尼亚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Ismail Kadare）在新世纪推出的《接班人》（2003）、《石头城陷落》（又译《错宴》，2008）和《事故》（2010）都在探究真相，反思历史，这是他众多小说的主题。在《接班人》中，政府指定的接班人在新居离奇死亡。一时间，传言四起，难辨真假。一个又一个嫌疑人进入警方的视线，一个又一个迷局又随之出现。真相在哪里？小说并没有给出答案。《事故》中，欧洲议会官员Y先生和情人罗薇娜在一起交通事故中遇难。出租车司机对事故原因闪烁其词。由于遇难者的特殊身份，东欧多国安全部门介入此案，但调查毫无结果。唯有一名警官锲而不舍，通过分析目击者的证言、两位遇难者的手记和罗薇娜朋友的回忆，抽丝剥茧地理出了事故背后隐藏的故事。《错宴》中，战争扰乱甚至颠倒了一切。主人公大古拉梅托大夫曾经的异国同学以占领者的身份出现。关键时刻，为了拯救无辜同胞，大夫宴请了这位同学。可宴会中，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达成了什么协议，始终是个谜，也成为大夫后来蒙冤的直接缘由。爱国者最终却背上了叛国者的罪名，这是历史的玩笑和误会，还是时代的荒诞和悲哀？由此，一个看似简单的故事便在不知不觉中演变成了一种深刻的探究和有力的叩问：对人性、对存在、对专制、对政治、对社会。

卡达莱是个复杂的作家，他的小说精致，写作路径多元。在艺术手法上，一贯表现出朴素、简练、浓缩的风格。在主题上挖掘，在细节上用力，巧妙而又自然地调动起各种写作手法，兼具深刻性和可读性。

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Adam Zagajewski）也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探究、追问和反思。他于2000年出版的随笔集《另一种美》是一部跨文体作品，将回忆录、人物速写、书摘、沉思片段、小品文以及诗论等融为一体，形式灵活，时空多变，话题丰富，仿佛引领读者参与了一场场心灵之旅，又仿佛邀请艺术同历史和现实进行了一次次对话。桑塔格评论说：“《另一种美》是沉思的，准确的，狂想的，悲伤的，谦恭的，容易引起惊奇的。整部书，无时无处不在强烈的对比之中跌宕起伏。一切都散发着独特、韵味、启示和隐喻。”

开拓，创新，后继的力量

进入新世纪，东欧文坛已涌现出不少视野开阔、底气十足的中青年作家。他们具有开拓和创新精神，文学成就显著，展示了东欧文坛新生代的实力和魅力。

匈牙利小说家巴尔提斯·阿蒂拉（Bartis Attila）凭借长篇小说《宁静海》（2001）在欧洲文坛一举成名。小说最表层的故事围绕着母亲和儿子展开。“我”同母亲居住在布达佩斯老城内一套旧公寓里。曾是话剧演员的母亲，自尊心和虚荣心都极强。在女儿叛逃到西方后，她的事业严重受挫，前途无望。在此情形下，她决定将自己关在塞满家族遗产和舞台道具的公寓里，整整十五年，足不出户，直至死亡。“我”是一名青年作家，本应有自己的生活，却被母亲牢牢拴住。母亲不仅在生活上完全依赖儿子，还想在心理上彻底控制他，甚至反对和破坏他的私人生活。就这样，家变成了地狱，儿子成为了囚徒。但外部环境在急剧变化：冷战结束，匈牙利社会进入全新发展时期，可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家庭专制依然如故。小说涉及从母子关系到人性深处，从外部环境到内心世界，从家庭故事到社会景象的方方面面；写得密集，浓烈，大胆，极致，犹如长久压迫后的一场爆发，极具冲击力和震撼力。

在匈牙利文坛，托斯·克里斯蒂娜（Toth Krisztina）作为诗人的成就已相当引人注目。2013年，她又出版了长篇小说《鱼缸》，获得评论界和读书界的广泛认可。这是部关于女人，尤其是匈牙利女人的小说，语言极为细腻，充满了动人的女性色彩。小说中的女人都有着母亲和女儿的身份，历经生育、领养、堕胎、被遗弃……这又是部关于孤独的小说，小说中几乎所有人物都是孤儿。她们的磨难和痛苦又与社会和时代有着深刻的联结。因此，讲述这些女人的故事，也就是在讲述时代的故事。

东欧曾经高度政治化的现实，以及多灾多难的痛苦经历，恰好为文学和作家提供了特别土壤。如果没有经历过波黑内战，波黑作家伊斯梅特·普尔契奇（Ismet Prcic）就不可能写出《碎片》（2011）这样的优秀小说。小说中的主人公就叫伊斯梅特·普尔契奇，他离开饱受战争磨难的波斯尼亚到美国生活，但却怎么也忘不了过去，于是，他开始记日记，书写回忆。整部小说正是由那些日记、回忆和故事碎片组成。它们常常相互纠缠、呼应、遮蔽，最终融汇于一体。现在常常蒙上过去的阴影，过去常常让现在面目模糊；而生活恰恰是由各种碎片组成的，其中过去和现在有时实在难以分辨。

米尔恰·格尔特雷斯库（Mircea Cartarescu）是罗马尼亚当代诗歌的代表诗人。进入21世纪后，格尔特雷斯库主要致力于小说创作，出版了《炫目》三部曲等作品。小说创作显然为他提供了更加广阔自由的天地。存在中的一切都能激发起他的创作热情：日常，情感，历史，欲望，性，内心，宇宙，未知世界，童年记忆，个人经验等，呈现出让人炫目的丰富性、内在性和多元性。很难用一个标签来界定他的创作，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日记体，魔幻，神话，小品，科幻等手法和门类都可以在他作品中读到。凭借超凡的想象，丰富的词汇、饱满的寓意和哲思，以及多变的手法和文体，他仿佛掌握了一套小说艺术点金术，让平凡的题材和古老的主题焕发出耀眼的光泽。目前，这位“充满好奇、激情、想象的存在的勘探者”已成为罗马尼亚国内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作家。

捷克小说家雅奇姆·托博尔（ Jachym Topol）是当代捷克中生代代表作家，在新世纪，已写出好几部精确描述捷克社会状况和人们心理的作品。2013年，他凭借小说《魔鬼作坊》引起了世人关注。小说主人公生长的特雷津小镇有一段恐怖的历史。主人公利用各种途径，搜寻历史片段。经历了离开又重返小镇，叙述者在不久之后发现自己逃到了白俄罗斯。那里，新的恐怖让主人公感觉离自己一直希望摆脱的魔鬼更近了。小说具有浓郁的忧患意识和警醒意味，尤其能引发曾经历法西斯恐怖的人们的共鸣。

2015年，保加利亚作家杰奥吉·戈斯鲍迪诺夫（Georgi Gospodinov）的长篇小说《悲伤的物理》为欧美文坛所瞩目。小说看似内容散乱，但结构复杂别致，内涵丰富，不到三百页的小说涵盖了家族历史、成长经历、乡村故事、世界末日，以及“我是谁？”等人类基本问题。总体而言，小说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段特殊历史时期中南欧人民的生活境况。在偏远的保加利亚乡村，叙述者及其家人长期居住于地下室。这既是真实写照，又具隐喻色彩。作为一部关于悲伤、丧失和离弃的小说，《悲伤的物理》却并不沉重，反倒因视角的变幻、语调的控制和细节的讲究给读者带来轻松有趣的阅读体验。但轻松有趣背后发人深思的部分，才是它思想分量和艺术价值的所在。

近些年，旅居美国的波黑作家亚历山大·黑蒙(Aleksander Hemon)在欧美文坛十分活跃。他主编的《最佳欧洲小说》以宽阔的视野和平等的观念获得广泛好评。2013年，他出版了回忆录《我的生活之书》。黑蒙1964年出生于萨拉热窝，27岁到美国芝加哥旅行时，恰好赶上波黑内战爆发。他只能遥遥关注。父母和妹妹不得不背井离乡，远走他方，而黑蒙本人此时也已无家可归。然而，《我的生活之书》并不仅仅停留于讲述这些人生经历：它既是献给两座城市的情歌，也是讴歌家庭纽带的赞歌。旅美爱尔兰小说家科伦·麦凯恩评价《我的生活之书》——“读读《我的生活之书》的题词，你就会意识到它真的值了：‘献给伊萨贝尔，她永远在我的胸口呼吸。’ 他如此写道，于是，她也将永远在我们的胸口呼吸。这就是故事的功效：抵达那最终兴许会让我们心碎的事物的本质。这就是这样一本书，如同亚列克山大·黑蒙的所有书一样，它是我们时代的咏叹调。”

事件，关注，边缘的光芒

历史进程中，某个事件兴许会使东欧某个或某些国家暂时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但总体而言，在世界格局中，东欧国家大多在边缘或被边缘，经常处于被忽略甚至被遗忘的状态。文学的声音在这时就显得尤为可贵。事实上，以文学的方式表明自己的存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已成为许多东欧国家的策略。文学奖项特别是诺贝尔文学奖这种国际性奖项显然是有效的方式。

对于相对弱小的东欧国家，文学常常被提升到民族骄傲和民族自尊的高度，东欧作家似乎特别看重国际文学奖项。奖项期待，在相当程度上已成为一些东欧作家的文学动力。东欧好几个国家的政府和作家组织也积极配合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力推自己国家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无疑是目前影响较大的世界性文学奖。但我们也绝不要天真地将它当作文学评判的唯一标准。它常常是文学和政治、经济、世界格局等因素微妙的平衡。

严格说来，迄今已有9位东欧作家先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新世纪20年中，诺贝尔文学奖曾三次授予东欧作家：2002年，颁给了凯尔泰斯·伊姆雷；2009年，颁给了赫塔·米勒（Herta Muller，1953— ）；2018年，颁给了奥尔加·托卡尔丘克（Olga Tokarczuk，1962— ）。赫塔·米勒虽已是德国作家，但她在罗马尼亚生活过34年，而且专门书写专制下的罗马尼亚，因而也完全可以算作东欧作家。

波兰女作家托卡尔丘克写作路子宽广、观念先进，绝不停留于一种传统、主义或者方法、手段。她的创作也确实具有鲜明的混合特质。她善于在作品中融合民间传说、神话、宗教故事等元素，善于深入挖掘人物的心理，始终关注波兰的历史命运与现实生活，同时也关心自然、环境以及世界和人类的发展动向。她的小说注重故事，强调意义，灵动，轻盈，精准，内在，富于想象和变幻，具有打通现实和非现实、形而下和形而上、自我和多重自我的超强能力，意蕴丰富。她曾如此表达她的写作意图：“我们是否可能找到一个新型故事的基础，这个故事是普遍的，全面的，非排他性的，植根于自然，充满情境，同时易于理解。”她的《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太古和其他的时间》《雅各布之书》等长篇小说以及不少短篇小说基本上实现了这一写作意图。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称赞她“运用观照现实的新方法，糅合精深的写实与瞬然的虚幻，观察入微又纵情于神话，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具独创性的散文作家之一”。实际上，在获诺奖之前，托卡尔丘克已是享誉国际的波兰作家。相对于米沃什、昆德拉、卡达莱、马内阿、哈维尔等比较“政治化”的东欧作家，托卡尔丘克显然更加文学化。托卡尔丘克代表了新一代的东欧作家——他们逐步摆脱了历史的重负和意识形态的纠缠，可以以相对纯粹、自由和轻松的方式进行文学创作。

此外，死亡也是另一种重要事件，会像一道强光照亮某个作家，并让人们关注其所代表的国家。在新世纪20年里，波兰诗人米沃什、辛波斯卡和鲁热维奇，捷克作家卢斯蒂格和哈维尔，斯洛文尼亚诗人萨拉蒙，匈牙利小说家凯尔泰斯和艾斯特哈兹等享有世界声誉的东欧作家先后离世。几乎每一位的离去都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纪念的浪潮，而最好的纪念方式就是阅读他们的作品。

不管怎样，文学，一次又一次让边缘发出了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