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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津渡

发布时间:2021-02-06  来源:安徽作家网  作者:朱斌峰


1


那封信从江南古镇抵达北方城市,仿佛飞来一个突如其来的预谋。信是盘龙寄来的,说他将在游船上举办“一人一河”诗歌朗诵会,诚邀我返乡听听那些写给大河的诗。随信还附录了一首小诗:“一个个埠头 / 一排隋朝的盘扣 / 松驰地扣在大地上 / 集镇抑或津渡 临河而居 / 丝绸、青瓷、盐和粮食 / 很早就在那些地方集散/南下杭州 北上洛阳 / 一只船可以走得很远很远/可走得再远/也会回来”——我接到信时很诧异:一个古镇、一位旧友、一封邀请信,还有一首手写的小诗,就像是从记忆深处寄来的,显得那么不合时宜。我是个教编导的大学老师,不是诗人和诗歌爱好者,即使信的落款是我熟悉的名字,这样的邀请也有些莫名其妙。我不知该不该应邀返乡参加那个诗会。我已逾见怪不怪的年纪,早就不相信童话和神话,对变化太快的世事已经麻木,什么草根逆袭一夜暴富、精英抑郁纵身坠楼、主播裸聊网上走红之类的新闻,在我眼里就是河面上喧嚣的泡沫。可我一直觉得盘龙是个荒唐的人,他很久以前就嚷嚷要给大河写一首情诗,可写了一辈子都没把那首诗写出来。


我很早就听过盘龙朗诵过诗歌:当年,还是青年焊工的他站在造船厂子弟学校的大教室里,向青年教师的我朗诵过他的诗。那时他还不善饮酒,可朗诵时贫血的脸上却泛起红晕,显现出酒鬼的征兆来。我听不懂他的诗,只得耐心地任由他把那些字往耳朵里灌,毕竟那时会写诗的人是令人羡慕的。我就读过的师范学院就曾邀请过颇具盛名的诗人和气功大师来校开过讲座,听者都要把阶梯教室挤爆了。后来,气功大师给一批学生开了天眼,诗人在一女生的肚子里播下种籽,就都销声匿迹了。数年后,我转至北方大学任教,正感伤地迷失在寒冷的天气里,盘龙从南方而来找到了我。我请他去街头酒馆喝酒,他不用我劝就把自己灌醉了,醉得脚步趔趄,却口齿清晰地向我朗诵起他的诗,一遍又一遍,跟坏了的留声机似的。我仍然听不懂诗,只听出诗句里夹杂着好多地名,邘沟、窑湾、西津、皂河闸、清江浦、山塘街什么的,也许那都是“隋朝的盘扣”吧。我实在忍不住,就不礼貌地睡着了,梦见自己跌进了雨声聒噪的梅雨季。他在我的单身宿舍住了一个星期,除了睡觉、喝酒就是写诗。我虽然烦他朗诵诗歌,但那一口乡音还是弥足珍贵的。他走后,有同事用手指戳着自己的脑门问我:“你那哥们是不是有病?”我笑笑,没有申辩我的哥们是诗人——那时,诗人已没了光环,跟精神病患者几近同类。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听过盘龙朗诵诗歌了。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零零星星听闻过盘龙的消息。这么多年,他沿着里运河东游西荡,没干过正经的活计,连老婆都没娶一个。他在游荡时,每至一处就如同地下工作者,跟当地散落的诗人接上头,靠着那些同类接济过上一段诗酒人生的日子,留下几首诗和裸奔之类的韵事,再前往另一处。身无分文时,他会给天南地北的好友发消息,让人赠送散碎银两襄助他行走运河的诗歌事业。与其说他是诗人,不如说他是个不务正业的酒鬼,是一条被大河抛在岸上的鱼。也许是可以呼朋引伴的同类越来越少了,落魄的他这才向我发出邀请信的吧?


我不便向旧日伙伴打听这场诗会的内情,犹豫着是否接受邀约。我已离开江南古镇好多年,不想再重返那儿了——有时故乡就是刺在囚徒脸上的字迹。可我隐约觉得这个邀约另有隐情,也许是我返乡最好的借口。我拖延着,没有给盘龙回复。有天晚上,我又听见盘龙朗诵诗歌的声音,那声音就像雨水来临前迅疾飞过的鸟儿。我恍惚看见:一条河在黄昏明亮起来,两岸的桃花、樱花、梧桐以及我始终叫不出名字的树灿烂起来。一个满头乱发的少年安静地站在树下,身后就是那缓缓流动的大河。他用右手指在左掌心写着什么,忽然抬起脸高吟起来,眼睛是那么清澈:这些年 / 我遇见一条河又一条河 / 我遇见的每一个渡口和船只 / 都是我写给大河的情诗——这是一个梦,我就是在这个梦里,决定返乡去听一听来自时光深处的诗歌的。


2


其实,一条河会消失也会改道,会干涸也会丰盈,而河边的的人难免会随之搁浅或泅渡。我要重返的江南古镇跟那些临河而生的集镇一样,是在隋朝“河开矣,桥筑矣,市聚矣”形成的。据说很久以前,一些漕运船会在那儿靠岸停泊,于是引得徽、闽、晋、杭的客商纷至,在一河两岸设店开肆,集散蚕丝、棉花、大米、木材。又传隋炀帝曾游于此,留下了长长的纤道。虽然老街早已破败,可青砖深巷就是那些客商建成的,空旷的粮仓疑是当年隋炀帝行宫的旧址。离老街不远有个造船厂,是建国后在荒芜的码头上建起来的。老街和造船厂之间有一桥名叫打鱼桥,这座石拱桥有些年头了,桥上莲花石雕残缺不全,桥下河水散发出浓烈的污水味。偶尔会有一支满装着煤、沙子或被雨蓬覆盖着的货物的拖轮队穿桥而过,留下长长的汽笛声。桥东是造船工人的集散地,窄巷人家用煤饼做着饭,破旧的沿街门面挤着理发店、小酒馆之类的店铺,街面被卖鸡卖鸭卖鱼虾的摊贩占据着就更拥挤了。桥西有电影院、邮电所、卫生所、学校、新华书店,那些水泥建筑比桥南的老街高大宽敞多了——那个古镇叫临津渡,在繁华城市的边缘,一辆双节车厢的白色巴士总沿着柏油路摇晃而行,穿过被田野分割的纺织厂、机械厂,穿过蝉鸣般的纺织声和轰鸣的机器声,来往于城市和小镇之间。


我和盘龙就是在临津渡一起长大的。我的祖父曾是东北工厂的工人,是援助造船厂建设后留下来的。盘龙祖上是以船为家的水上人家,居无定所地漂在大河上,至父辈才进厂当了国营大厂的工人。在我们还未出生前,临津渡出现了造船厂,船坞临河而开,起初只能生产几十吨的木船,后来造起钢丝网的水泥货船,到我们父辈时就能生产登陆艇了。一座座高大的厂房立了起来,那些人字形尖顶的建筑跟老街的青砖院落截然不同,渐渐就成了老街人眼里的庞然大物。随着南腔北调的人涌入,造船厂子弟越来越多——而我和盘龙毫无选择地成了他们中的一员。我们穿着改小的蓝工装成群结队地涌出,让老街的人目不暇接,辨不清面目。我们去打鱼桥上看拖轮,去老街粮仓捉蟋蟀,就像是造船厂批量生产的同一型号的产品。


那时,盘龙看上去跟别的造船厂子弟没什么不同,可他祖母盘奶奶有些奇怪。她爱絮叨往日的河上生活,说她出生在一个荒弃的古埠,如若不是因为运河改道,埠头不会破落,她会嫁给街上盐商的儿子。可她年纪轻轻就嫁给了船老大,过上了船上的生活,帮人运送货物,有时光靠撑篙船动不了,一家叔伯妯娌齐上阵拉纤——她说着说着还会嘿呦地喊起号子来。她总抱怨家属区的平房太狭小,睡在里面不踏实,半夜水泥地面会摇晃起来——也许是她在夜深人静时感觉到造船厂的机器震颤了,也许是她前半辈子睡惯大船了吧?她还爱跟街人理论:当时隋炀帝开凿运河下扬州找美女的故事在镇上广为流传,可她却梗着脖子为隋炀帝鸣冤,说如若没有那荒淫无耻的家伙开挖沟渠,就没有大河,那样人能怎么活?——这样的阿婆就显得神神叨叨了。也许盘龙的古怪性子就跟盘奶奶在关,很多年后他也在诗中为那古代帝王翻案过:他挥下了第一铲 / 一铲 为了漕运 / 一铲 为了灌溉 / 一条南来北往的河才流出了乳汁——


幸好,盘龙的姐姐盘凤是个爱笑的人。每每早晨,我们结伴过桥去桥西上学,她都会去早餐店买肉包,蒸笼盖子一掀开,一双灵巧的小手就会从白色蒸汽里,捉出两只雪白绵软的肉包来。她小小年纪就会做饭烧菜,做的油炸酥鱼金黄酥脆,是我最爱吃的。可让我不高兴的是,她的身后总跟着一个叫袁阿兴的男孩。袁阿兴不是造船厂子弟,而是镇上供销社会计的儿子。他家住在桥南老街的德安里,堂屋里挂着一只乌黑发亮的算盘。听说他祖上是富甲一方的大商人,他家院落的飞檐上曾高挂过大红灯笼,只是到了他祖父手上家道才破落了。他父亲总在上衣口袋里插着上海产华孚牌镀金钢笔,挺直腰板走在街面上。袁阿兴就像是他父亲的缩小版,学习成绩好,性子软,不爱说话,总从家里带桂花糕给盘凤吃。我瞧不惯他那跟屁虫的样儿,经常捉弄他,把画着乌龟的纸片贴在他背上,手指敲着他的头唱儿歌,逗得盘凤咯咯笑。盘龙也跟着笑,那个总犯迷糊的家伙并没有发现我内心的恶意。可我从不敢在盘奶奶面前欺负袁阿兴,那阿婆似乎一眼就能看穿我心里的秘密。


一个天近夏季的夜晚,我和盘龙、袁阿兴跑到老街的旧祠里玩耍。那儿有个残破的院落,里面有一排小窗的矮房和高高的戏台,戏台对面的楼阁里空空的,据说以前供奉着神像——有人说是武财神关公像,能保佑街人财运亨通;也有人说是龙王像,能镇河护佑一方平安——以前戏台上唱戏是唱给神像看的,而凡人只能在一旁听戏,既然神像没有了,戏也就不唱了。旧祠里空空荡荡,一棵不知年岁的龙爪树在月光下投着黑黑的影子。我们在旧祠里玩起捉迷藏的游戏,轮流躲藏和寻找,在月光和暗影里出没着。等轮到袁阿兴藏身时,我没有去寻他,悄悄拉着盘龙走出了旧祠,想让袁阿兴藏个够。我俩追着茧火虫奔在老街上,跑着跑着就跑到酱园前。


真是奇怪,老街上那些钱庄、当铺、客栈、会馆旧址都荒塌了,可酱园的高楼大院还在。那儿,一口口硕大的酱缸整齐地排列着,晾晒着酱豆。酱园原本是和家祖上传下的,现在是供销社酱园加工厂,跟庆余糖果店等百年老店一起公私合营了。可无论怎么改名儿,做酱的还是和家后人,也许没了和家人小镇就没了味道吧?我甚至怀疑,酱园比大河还要长久。我忍不住上前推推门,门竟然闪出一条缝儿,一股酱香扑了出来。我凑着门缝往里看,见院子里没人,便悄手悄脚地钻了进去。月光像是被酱黑了,我走进大酱缸,伸出手指挖了一指酱豆填进嘴里,舌头便满嘴跳起舞来。我刚想挖第二指,后屋的灯火忽然亮起,一个女人的叫骂声炸响了——酱园女人显然发现了偷酱的小贼。我真不明白平日那么柔顺的女人叫骂声竟然有那么强的爆破力,便慌忙蹿出门外。女人的叫骂声追了过来,盘龙像是被吓醒了,迷迷糊糊跟着我跑,乱乱的脚步声把夜街撞得晃荡起来。


第二天一大早,酱园女人找到学校,要校长找出夜半偷酱的孩子。那女人不是心疼她家的酱,而是像老街上的阿婆一样容不得偷盗。老街人是讲规矩的,以前桥西是渔民和码头搬运工的集居地,也是私娼流莺的出没地。当时老街就有一规矩“私娼不过桥”,就是说烟花女子是不能从桥西到桥东的——而小偷更是老街人痛恨的。酱园女人恨恨地说:“小时偷针,大了偷金!这事儿学校得查清楚,得把学生管好!”于是我们被叫到操场上,让酱园女人辨认。我心惊肉跳地垂着头,等着一场灾难的降临。幸好,酱园女人没有认出我,盘龙也没有出卖我,我侥幸逃过了一劫。没过多久,关于偷酱嫌疑人的流言就传开了,有人说那天晚上亲眼看见一个小男孩从旧祠里慌慌张张地跑出来,一路跑回了老街德安里——他一定是偷酱后吓得躲在旧祠里,等到夜静无人时才跑回家的。听到那个传言后,我没有为袁阿兴抱屈,而是暗底里高兴着,像是捡了个宝贝。我只是不明白:没有人寻找,袁阿兴为什么会在旧祠里藏那么久——他不会像贪睡的盘龙那样,在旧祠里睡着了吧?


其实,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条河。


3


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我回到临津渡时,发现它大变样了,恍若白发阿婆变成了风姿绰约的妇人。我已二十多年没有回来过,近乡情怯是难免的。我不知道自己第一个遇见的故人,是街角修伞的老人,还是卖桂花糕的阿婆,抑或别的什么人。我在车上看见黄昏的临津渡时,鼻子里就萦绕起一股酱味来。


没想到我一下车,就被当年的发小龙卷风般卷进了河边的大酒店。一张张熟悉而又陌生的脸在我眼前飘来飘去,让我有些眩晕。我没有看到盘氏姐弟,聚会的组织者是小时候的班长、前造船厂的办公室主任、现在的派出所所长。一批批发小陆陆续续地来了,寒暄一番后,就稀里哗啦落座开席了。我坐在上席,身边有个空位子,不知是留给谁的。虽然我没有加入那个造船1986同学群,却知道那些留守在临津渡的发小们经常聚会。他们大多年过半百,生活稳定,子女长成,对前程没了热望,也就爱上了怀旧式的同学会。他们举杯动箸,打闹调笑,就跟当年一样。可我看见白雪已渗入他们的发根,河流已爬上他们的眉梢,觉得这种聚会其实有些时光的残忍。他们此起彼伏地敬酒劝酒斗酒,就连窗外的河水都轻轻地拍起了掌。我不想过于清醒,想以微醉的状态融入他们,让自己不至于像河水里突兀的礁石。我喝着听着,在他们的交谈中依稀听到从造船厂下岗的发小们的故事:有人从摩配起家办起了大型机械厂,有人在老街上开起了小酒店,有人出外打工没了消息,有人在车祸中早逝——那些故事是编剧专业的我编不出来的。我在脑瓜里努力将一张张年轻的脸跟故事里的那些人那些事对号入座,却总对不上,仿佛那是并不高明的小说家虚构的。奇怪的是,没人提到盘氏姐弟和袁阿兴,我不便开口询问,不想去碰触记忆深处的地雷。不知喝了多少酒,我有些醉了,朦朦胧胧中觉得眼前热闹的聚会就像是昙花一现的欢宴。可我身边的座位仍然空着,餐具仍然干净整齐地摆放着,似乎在沉默地提醒着我什么。


我走出酒店包厢钻进洗手间给盘龙打电话,想问问他为什么没露面,可电话那端有个女人反反复复地说:“你呼叫的电话不在服务区”。我有些烦躁,摇晃着木木的脑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收到过邀请信。就在我恍惚时,一个叫猴子的发小走了进来,抖出一线尿后一把搂住我的肩,把乱蓬蓬的头直往我身上拱。我记得他的父亲是上海来的工程师,虽然他的年纪在班上最小,却爱挺着瘦棱棱的胸吹牛皮,说那些登陆艇就是出自他父亲画的图纸——不过他的确是临津渡第一个穿回力牌白球鞋的人。长大后,他做过造船厂宣传干事,能写会画,热爱组织周末舞会、篮球比赛之类的活动。从刚才发小们的言谈里我已听出:他现在生活并不是很顺,老婆离婚后不知所踪,儿子被年老的工程师夫妇带回了上海,他就在街上给来往的游客当导游。


猴子太瘦小了,身上还有孩子气。他喷着酒气嘻笑:教授,吃过饭我带你……找个酒吧乐乐去。


我摇头:不用了,我已经喝得够多了。


他醉眼乜斜:我说的那个酒吧……是盘凤开的……难道你不想去?


我的心被钝钝地撞了一下,愣了愣,想问问他盘龙的事儿。可他松开我,叉起腰抬起头,对着蓝幽幽的吸顶灯,一遍又一遍地吼了起来:回乡帖早已发出 / 一帖如山 / 请你们以大河的名义 / 向这里聚集 / 听一条河的歌唱——


我被他吼得酒醒了几分,心里暗想:看来此行赴约的诗会并非子虚乌有了。


半晌,一发小走了进来,边笑骂猴子发酒疯边扶着他走了出去。


我再次走进包厢时,一对男女同学在满座人的哄闹下喝起了交杯酒。据说,当年那个男生暗恋过女生,此事已无法考证,而此时他俩却将少年的情事虚张声势地渲染开了。我看着笑着,一摸眼睛眼窝里满是泪花。我扭头看向窗外,窗外的大河过于沉默了。


当夜气从窗外的河上飘来时,发小们东倒西歪地散了。我醉眼迷蒙地顺着河沿走,从河面吹来的风凉沁沁的,路边高大的梧桐树和路灯柱相继而立,仿佛等我很久了。我走了许久才发现自己是背朝造船厂向着老街走去的。老街两边的房子已翻新,看上去却比以前更古老了。一排排铜环的木板门,一扇扇雕花的窗户,被石板路串着,被河水绕着,无穷无尽似的。我知道每幢房子的门后,都有天井、庭院、桂花树,还囤积着大片大片的时光。那些依河而生的人家,人换了一茬又一茬,谁还记得是谁在阁楼上远眺大河上来往的船只,是谁在书房里抖动着算盘?也许夜气太深,老街仿佛成了黑白电影里的场景。我走走停停,不时有人从我身边走过,熟人般朝我笑。我想拉住他们问问什么,可他们一闪而过就不见了。


不知走了多久,我走到一条巷尾。那儿有一家面店,店里灯火幽暗,门外摆放着几张桌椅,上面坐着几条人影。我走过去坐了下来,听见前面两个阿婆聊着临津渡的掌故,说隋炀帝的龙舫从这里游过,说元末张士诚在这里修建运粮河,仿佛在说左邻右舍的家事儿。


身旁,一个老人默坐着吸烟,眼睛被灯火擦得更黑了,我递上烟跟老人搭起话儿。


老人自称是造船厂的退休工人,说他是在运河边的村庄长大的,父亲是渔民,小时候的他常跟着父亲摆船撒网,下泥鳅笼黄鳝笼。每每黄昏,他家的船舱里就满是活蹦乱跳的鲤鱼、草鱼、鲢鱼,赶来买鱼的人蹲在岸上,一个个伸长脖子,满脸陪笑地给他父亲上烟点火。他还记得父亲唠叨草鱼习性的话儿……


老人太爱说话了,他点上一支烟又说,他运气好,年轻时碰上了造船厂大招工,就进了厂,那时能进国营大厂是很荣耀的事,他当学徒工时工资15元,第一月领到工资就去街上的大众照相馆照了相,还请师傅下了馆子,后来他就跟附近纺织厂的女工结了婚……


老人点上第六支烟时,神情有些黯然,莞尔一笑说:其实他父亲是想把他培养成优秀的渔民,没想到却成了国企工人,其实人就像河里的鱼虾龟鳖,一人一活法儿……


我听着听着,恍惚觉得河水流进老人的嗓子里了。


风越来越凉,我把身上的衣服裹了裹,看着宽衣欲飞的老人突然问:老人家,您还记得临津渡发生过一起有人被玻璃片刺破脸的事儿吗?


老人愣了愣:有这种事?


我盯着老人的脸:是啊,那事发生在二十多年前,当时整个临津渡都轰动了。


老人喷出一口烟:哦,就那点小事,谁还记得?大河上的事太多了。


我不再说话,听到河面上一只白鹭叫了声飞了起来。


4


也许每个少年都有暗疾。


少年盘龙的暗疾就是嗜睡多梦,一头蓬乱的头发下生长着奇思怪想。他总爱在数学课上睡觉,走在街上总是一副懵怔未醒的样儿。他不停地做梦,梦见过旧祠里的龙爪树变成龙飞了起来,梦见过河里的大鱼爬上了岸,梦见过大河把长长短短的支流织成了网……梦得稀奇古怪。他爱看连环画爱看电影,在老街小书摊前一坐就是半天,若没人唤他似乎要天荒地老地坐下去。可他的数学成绩不好,解一元一次方程比探求历史真相还难。


他喜欢上诗歌时,正是有个童话诗人写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的时节,他常在河边朗诵:


“一把钥匙,小小的人模样


那些年,我怀揣着一把小小的钥匙


满世界寻找锁眼


这把小小的钥匙


也就带着我周游世界


……


祖国,我的钥匙丢了”


他朗诵时抖动着乱蓬蓬的头发,我听得心里乱糟糟的,每回等他朗诵完就劝他去理发店。


盘龙的这个毛病,可能跟盘奶奶有关。他一生下来母亲就难产过世了,跟奶奶很亲,从小爱听奶奶神神叨叨地说旧事儿——是盘奶奶把古怪的想法种进他脑瓜里了吧?可盘奶奶说那是因为他母亲早逝没喝过人奶,而是喝鲫鱼汤长大的缘故。这么看来,他的少年暗疾是大河赐给他的。


少时的我不喜欢打鱼桥畔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和萦绕不散的鱼腥气,不喜欢乌里发黑的河水和马达聒噪的拖轮队,向往着比天还蓝的大海。我曾信誓旦旦地对盘氏姐弟说:长大后我一定要去很远的地方。盘龙听后惊讶地睁大眼睛:“啊?造船厂不好吗?”——他的理想只是想像父亲那样做个架船工。盘凤咯咯地笑了,仿佛我说了个笑话。那时,子承父业是造船厂子弟一生下来就明白的命运,就跟船舶得沿着大河行、火车得沿着铁轨跑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可我就是想离开临津渡,于是常常带着盘龙坐着那辆双车厢的白色巴士,在城市和小镇之间来来回回,仿佛热衷于一种练习或游戏。当小镇被白色巴士甩在身后渐退渐远时,当两旁的田野和工厂在车窗上微微颤动时,我在女售票员清脆的报站声中心花怒放。盘龙有些晕车,靠在两节车厢相连的帆布舱里打瞌睡,就像睡在手风琴拉响的摇篮曲里,却不知梦见了什么。


盘凤虽然笑我远行的想法有些异想天开,可只要一有机会远足就会捎上我。我家的亲戚远在东北,只能偶尔凭邮电所的信件电报传递讯息。而盘家在那一带有好多可以走动的亲友,那些原本是水上人家的人们都上岸了,只是落脚的地儿散落在大河两岸,去看望他们得坐船。一些有雾的早晨,我跟着盘家坐船去并不远的埠头走亲戚。船穿过打鱼桥,水面就开阔了。晨雾中,人坐在船上有种尚未睡醒的感觉,两岸的树木稀疏起来,沿途河埠洗衣妇的面容一掠而过,污浊的河面似乎被雾气擦干净了,我的心就像被风抚摸过一般。船舱里,盘奶奶会停住碎嘴,眉头舒展开来,一脸安详。盘龙仍在闭眼做梦,嘴角涎出口水,有时会莫名其妙地欢叫一声,也许是一条鱼掠过他的梦了。盘凤站站坐坐走走,连衣裙在我眼里飘舞着,单薄的身子里隐藏着我想探求的秘密。我想:如若我能跟盘凤一起,坐着夜航船去往大海,那是多么美好的事儿啊。


可老街德安里的袁阿兴也在纠缠着盘凤,他不再带桂花糕给她吃,而是骑着金狮牌自行车,敲着铃铛来找她,带着她在河沿的梧桐树下兜风,让她的笑声比车铃声还要响亮。那时袁阿兴的父亲已经是供销社经理了,他的百货公司里整齐地摆放着一排锃亮的自行车。我不能不妒忌袁阿兴,我在心里轻视着他,以一个未来的大厂工人鄙视着一个未来的镇供销社会计,可又不得不承认袁阿兴骑车的样儿很帅气——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虽然都是靠大河哺养的临津渡人,造船厂人在老街人面前是有优越感的,那些制造登陆艇的人、爱唱《咱们工人有力量》的人,怎能瞧得上在街上卖针头线脑的小摊小贩?我在袁阿兴面前外强中干地骄傲着,却隐隐觉得他身上有着某种危险袭来——那就是我少年的难言之疾。


我不知道少年袁阿兴有什么暗疾,那时的他还是不爱说话,却像一节矮树拔节长高,精神气旺盛起来了。也许最让他痛苦的,就是他父亲逼他学打算盘。那只算盘据说是他祖上传下来的,依然乌黑发亮,拔打起来嘀嘀嗒嗒响。他不喜欢算盘,却喜欢打听造船厂的秘密。每每焊工在家属区焊接铁椅子、电工帮街人修理录音机时,他就会站在一旁认真地看,顺手递上工具,跟乖巧好学的徒弟似的——也许他是想混进造船厂,跟大厂子弟盘凤发生点什么。


那是个夏夜,造船厂的船坞上焊火闪烁。那儿,沿着岸边新船下水的坡道,散布着形状不一的车间厂房,里面藏着焊花的火光和车床轰隆的作业声,是闲人免进的重地。那时,一条人影悄悄地向船体车间踅去,他就是袁阿兴。他从小就想看看大船是怎么造成的,可造船厂是军工企业,车间厂房由围墙和厂警看守着,是临津渡最神秘的地儿,怎能让他如愿进入呢?这天,也许是受了饱胀的青春痘的鼓舞,他竟然偷偷绕过门岗越过围墙钻进了厂区。他走到船体车间,透过窗户向里面望去。突然,两只老虎钳般的手抓住了他,他吓了一跳却没有挣扎,只是莫名其妙地喃喃了一句“螃蟹”——他就那样被厂警带到保卫科,关了三天才放了出来。


听到这事后,我开心极了,心想作为大厂子弟,我有理由出手阻止袁阿兴对造船厂图谋不轨的行径了。于是,在某个黄昏,我领着数个造船厂子弟在打鱼桥等来了袁阿兴。


当他骑着自行车驶来时,我们冲上前把他挡在了桥上。


我高喝:说!你在厂里看到了什么?


他斜跨在自行车上,单脚点地:没看到什么啊……就看到每个工人手里捧着一碗稀饭在啃馒头。


我想那应该是加班的父辈们在吃厂里发的夜宵,便冷笑:哼!就看到了这些?


他伸手抓抓头:还有……船的龙骨。


我很生气:那是造船厂的机密!是国家机密!你偷看那些做什么?


我连问三遍,他都咬着嘴唇不说话。


我一招手,数造船厂子弟把他拉下自行车,按在了桥栏杆上。


我举起自行车,扔向河里。当自行车坠向水面时,袁阿兴扭过头盯着我,大叫:我只是想学造船——那喊声就像是被击起的浪花。


就在那时,盘龙跑了过来,双手慌乱地摆动: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啊?放了他,你们放了阿兴啊!


那个贪睡的家伙来得真不是时候,他是非不分的喊叫让我的教训袁阿兴的计划破产了。


第二天,那辆金狮牌自行车从河里捞了上来,袁阿兴仍骑着它叮叮当当地穿行街上,我俩见面就形同陌路了。


后来,我考上师范学院,离开了临津渡。


在去外地上学那天,盘龙来送我,问我:你还会回来吗?


我想我的人生从此开凿出一条新的河、一条没有鱼腥味的河、一条通往大海的河,我不会再回来了。


我笑着摇摇头,嘴里冒出一句诗:面向大海,春暖花开!


5


从晨光中醒来,我不用睁眼就知道窗外的河流了一夜。


我没有再联系盘龙,我想:即使此行是一场绑架,盘龙的邀约也只是幌子,真正要绑架我的人终究会出场的,我要做的就是耐心地等待他的出现。我洗漱后想去日光中的临津渡走走,去看望老造船厂——那个仅用了一甲子时光,在芦苇荡长出又消失的大厂。我刻意用贝雷帽遮住额头,虽然造船厂关破后已成了人去楼空的空巢,可我不想有人当街认出我,只想变成临津渡的陌生人。


我先走向传说中的酒吧,不无侥幸地想偶遇盘凤。我仍记得年轻时候的她瘦瘦的身影、微微起伏的胸、若有若无的呼吸和咯咯的笑声——那时的她是柔软的。这么多年过去,我交往过好几位女性,无论心高气傲还是貌似柔情,都很熟悉男女之间的套路,能准确地把握男欢女爱的本质。她们会让我想起盘凤——我相信盘凤一定会成为生儿育女、相夫教子的好女人。我走向酒吧时,竟然没有去想盘凤,而是暗自猜测起她丈夫的模样。我不希望遇见一个粗颈挂着项链、大腹便便的男人,也不想碰到一个愁眉紧锁、颓废衰老的男人,就像不愿遇到现在的我。


盘凤的酒吧开在老街上河街,那儿离酱园不远。也许是因为酒吧不会早上开张,那儿玻璃门紧闭着,门口却摆放着几张藤椅和玻璃面圆桌,桌前坐着一个男人。那人背对着我在玩手机,手机屏幕明晃晃的。我望了望空空荡荡的酒吧,犹疑了一下转身走去,身后却传来了唤我小名的声儿。我转过脸寻去,意外地发现那玩手机的男人就是盘龙。他看上去并不落魄,头上的鸡窝变成了短寸,比以前清爽多了。


他转过藤椅直直地看着我,声音低沉得有种催人入眠的感觉:回来了,坐吧。


我想上前搂搂他的肩,却愣了愣在对面的藤椅上坐了下来:盘龙,是你邀我回来的,昨天怎么跟我玩失踪啊?


他笑笑:今天我不是一大早就在这儿等你了吗?


我有些诧异:哦?你怎么知道我会从这里经过?


他用眼睛刺了我一下:你说呢?在临津渡,你还能去哪里?


我尴尬地陪笑,像开小差的学生被老师抓住了。


我没想到我和盘龙的久别重逢是这样的场面,我以为我俩会紧紧拥抱的,可他的神态自然熟稔,就像我从未离开过临津渡、从未跟他分别过一样。


盘龙起身钻进酒吧拿来玻璃杯、啤酒,身影起起落落投在我身上。我俩喝着啤酒,有一句没一句地聊了起来。我俩没有谈起过往,提了提已逝的盘奶奶后,就说起老街上的变化。他说旧祠戏台对面塑起红脸关公的神像了、那棵龙爪树枯了九年又吐出新枝了什么的。我漫不经心地听着,看着他的脸颊越来越红,听着他的声音越来越高,预想要不了多久他就会醉得当街朗诵诗歌了。对面店铺里有个男孩在玩橡皮泥,当年我们也曾像他那样玩过河泥,以为自己想把泥捏成什么就能捏成什么样儿,可如今我已悲凉地发现:泥里有一条岁月的河,是它把我们捏成它们想要的模样了。


日光一点点地镀亮街面,街上的行人多了起来。一队游客在高分贝的扩音器的招呼下,叽叽喳喳地穿街而过,看来小镇已成旅游景区了——人们对过往的云烟和不可知的地方过于好奇了。


不知过了多久,一老一壮两个游客像落单的鸟儿走来,坐在藤椅上歇息起来。那显然是一对父子,以粗壮的体格显示出遗传的神奇。老头白发似雪却红光满面,一副不服老的样儿。壮年看上去有些蛮横,身上的肉不安分地鼓动着。


老头拿出铝合金水杯喝着水:这个镇上有个造船厂,是这一带人尽皆知的国营大厂哦。当年我就想去那厂里当工人,可没有门路进去……不知那造船厂现在怎样了?


壮年像被挠得痒处大笑:那个造船厂早就废了!幸亏当年你没当成工人,要不现在日子就难过了……


老头摇着白发:这样啊……真是日移世易哦。


壮年嘻笑:当年国营厂工人很牛气,现在下岗讨生活了,有段时间,我们那儿的歌舞厅小姐好多是纺织厂下岗的女工呢。


老头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时运嘛。


壮年露出不屑的神色:这可怨不得时运!当年国企工人就是寄生在计划经济体制上的寄生虫!改革开放后,满河鱼蹦虾跳,可下岗工人变成臭鱼烂虾了。


我看着那对父子,虽然觉得他俩的话有些让人生厌,可觉得那些话是有些道理的,下岗后的国企工人不就像断了奶的孩子吗?


老头哦哦着:听说那造船厂现在开发成文化创意园,重新装潢了,很好看呢。


壮年笑得五颜六色:那是!那就是老妇人涂脂抹粉……现在满大街都是整形美容院,什么疤痕啊皱纹啊拉拉皮就没了……那造船厂不就是做了整形美容手术么?


疤痕?整形?我的心一种刺痛,像是被玻璃划了一下。


我转脸看向盘龙,不知他的脸什么时候黑了下来。他“啪”地将玻璃杯倒扣在桌上,就像翻过一条船。我情知不妙,那是当年造船厂青工打架前的约定动作。我想拦住他却缩回了身子。他启开一瓶啤酒,呼地吸掉冒出的泡沫,拎起酒瓶摇摇晃晃地走向了壮年男子。


壮年抬头看看盘龙,脸上的笑收住了,眼里跳起警觉的神色。


盘龙醉眼发红,盯着壮年男子:说!谁是寄生虫?


壮年嘿嘿一笑:大清早的,来了个酒鬼!


盘龙逼上一步:你他妈的说谁是寄生虫?


老头白发抖得有些乱,表情像石膏凝住了:你……你是造船厂的?


盘龙面颊上的肌肉一跳一跳的:你他妈的!说谁是寄生虫!


壮年咬起牙:我说国企工人就是寄生虫,怎么了?


盘龙怪笑着,猛地将瓶里啤酒朝着壮年男人的头浇了下来。


壮年男人站起身,眯着眼抹起脸上的酒水。


我很是畅快,却看见壮年男人的手正探向桌上的铝合金水杯,赶忙起身迎了上去。我还没站稳,那水杯就扑了过来,砸在我的头上,红色便迷住了我的眼。


之后的场景就乱了,盘龙和壮年扭缠在一起,老头颤微微地发出呼救声,一群人围了上来,数张陌生的脸在嘲笑盘龙是酒疯子。然后,警笛声响起,盘龙被人按住却梗着脖子仰起脸,脸上满是暴怒之后的悲伤,高声唱起: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


天近晌午,我从派出所放了出来,回到了酒店房间。我没想到以前一见到打架就发慌发怵的盘龙,也学会了打架。也许是天性多疑,也许是被砸出了脑震荡,我隐隐怀疑酒吧前的一幕不是突发事件,而是那对父子受人委派前来故意向我发出挑衅的——也许昨晚同学会我身边那个空位就是预留给那幕后人的。我的额头被砸了个伤口,缝了七针,包上了白纱布。医生说那不会留下疤痕的,我看着洗手间镜子里的自己,兀自摇摇头说:“未必!”我知道即使一个小小的伤口都会留下伤疤的——河水未必能抚平一切。


6


在我的记忆里,我和袁阿兴是打过架的,却记不清那是为盘凤还是为盘龙而战,抑或是为了别的什么。


从师范学院毕业后,我被分回造船厂子弟学校,失意地回到临津渡,心叹那打鱼桥下的河水真是舍不得我离开啊。那时已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恍若运河又改了一次道,造船厂开始从鼎盛走向衰落。厂里不再生产登陆艇,民用船只因受运河航道和水深的限制,大船很难制造,小船业务量日渐减少,厂里亏损越来越严重举步维艰了。可私营企业如同雨后春笋钻了出来,有经商遗传基因的老街人活泛欢实起来,纷纷开店办厂,阿猫阿狗都变成个体老板了。某个黄昏,小酒馆里就出现过这样的场面:老造船厂工人喝醉了,粗着喉咙说:“哼!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么一个大厂还会垮掉了?”而那时,一个混混儿骑着摩托吹着口哨而过。那个混混儿只会捉鱼摸虾,身上总有鱼腥味,一直被临津渡人瞧不起,可现在因为身怀与水中动物打交道的绝技,成了街上酒家最为欢迎的人。造船厂的一漂亮女工以前一见他就捂鼻子,现在成了他的老婆——那喝醉了的老造船厂工人就是漂亮女工的父亲,他的酒钱就是女儿给的。我回到临津渡后很是伤感,无心教书,除了听听盘龙在大教室里朗诵诗歌,就围着厂里护士盘凤转,想让她成为我的妻子。


我和袁阿兴不得不又见面了。多年未见的他开过游戏厅,买过运沙船,竟然成了声名日隆的企业家。关于他快速致富的故事,坊间有好多个版本,有人说他是在自家院落的墙根下掘得祖上埋下的值钱之物才起家的,也有人说他是靠他父亲——供销社经理的门路才发达的,那些传闻让他在我眼里变得神秘起来。他也在追求盘凤,又像小时候那样给她送桂花糕了。当然,他也送过手表、首饰之类的物品,可盘凤不肯要。谁也不知道盘凤喜欢我还是喜欢袁阿兴多一点,她就像站在两条河流的分岔口,手足无措,不知脚该往哪儿迈。盘龙一直是个没有主见的人,毫不偏向任何一方,只是对我和袁阿兴冷面相对的关系颇为愁烦。他劝我,又劝袁阿兴,还约酒想让我和袁阿兴握手言和,可少年的暗疾怎能那么容易治愈呢?如此,那场打架的事儿就可能发生在桥西电影院门前了。那儿早就不放映《倩女幽魂》之类的电影,而成了光影闪烁的歌舞厅。每每夜晚,满街的霓虹投在河水里,把河面染成了镜子。我就坐在镜子旁,想象着电影院里那对相拥而舞的身影,仿佛被石子磨砺着,心里像是被水填满了,又像是被河水淘空了。当袁阿兴和盘凤从电影院里走出时,我突然起身冲了上去,一拳砸在袁阿兴的脸上——当然,这事可能只是我把心里的癔想当作真实发生了。


我更愿意承认,我是为盘龙甚至为了造船厂才跟袁阿兴打过架的。那时,无船可造的造船厂空置下来,袁阿兴竟然租下船体车间,挑选了一批技术娴熟的工人,以与造船厂合作的名义,要去不远处的城市造人行天桥。当他堂尔皇之地进出那个曾经的神秘之地时,我就心知造船厂就要倒闭了,于是收起心思准备考研,想再次逃离临津渡。工人们对袁阿兴进驻厂里不欢迎也不反对,他们只想有活可干,只要有活就会一丝不苛地干,在焊花、机油的气息里心安下来。唯一反对袁阿兴造桥的是盘奶奶,那个古怪阿婆站在打鱼桥上遇见熟识的女人,就会上前咬起耳朵,于是一个传说很快传开了:很久很久以前,某埠要造一座横跨大河的桥,可泥瓦匠们只要打下桥桩就会被河水冲走。后来,一白胡须老人告诉泥瓦匠,要想在河上架桥就得给大河献上人祭。泥瓦匠们束手无策准备放弃造桥,就在那时,当地一个疯子嘻笑着抱着石头跳进河里淹死了。泥瓦匠们认为那是天意,赶忙就着那块石头打下桥桩,并把疯子的身体砌进了桥墩。果然,桥墩在河水里纹丝不动,泥瓦匠在桥墩上建起第一拱,接着连续建起八拱,大桥这才建成了——其实,这样的传说到处都有,大到城墙修筑,小到民间造屋,都有类似的传言,仿佛历史上每一项重大工程要有人牺牲似的。


这个传说显然出自盘奶奶之口,像是对袁阿兴造桥的提醒抑或诅咒。可人们把它当作无稽之谈,都说那个神神叨叨的阿婆太迷信了。就连盘龙都不信他奶奶的话,作为一个技术糟糕的焊工也热情地加入去城里造桥的队伍。于是,一群身穿蓝工装头戴安全帽的工人,坐着双车厢白色巴士来来回回了,他们乘最早的班次出发,坐最晚的班次归来,一时成为临津渡的风景。我虽然心恨袁阿兴,却不希望那个传说真实发生,再说他们是去城里造钢结构的人行天桥,是离开运河去陆上造桥,应该是安全的吧?


数月后,那座人行天桥顺利建成了,可就在即将举行竣工仪式的前一天,盘龙从天桥上摔了下来。那天黄昏,我正在盘家吃饭,边吃着油炸酥鱼边看着电视上的《新闻联播》。盘奶奶有些坐立不安,嘴里咕噜着什么。袁阿兴突然推门闯了进来,结结巴巴地说盘龙出事了。盘奶奶一下子跌坐在沙发上,捂着胸口喃喃:“果然出事了!果然应验了!”盘凤惊住,醒过神来就慌慌地向门外跑,却被袁阿兴拽住了。也许就是在那一瞬间,我揪住了袁阿兴,向他的脸上砸起了拳头——幸好,盘龙摔得腿部骨折,并没有生命之虞。有人说他是不遵守安全操作规程才摔下来的,也有人说他是站在脚手架上高声朗诵诗歌时失足的,真相不明。我在医院问过盘龙,他对那事闭口不说,仿佛被摔失忆了。他腿伤好后,并没有成为瘸子,但从此就不再做焊工了。


当然,也可能是在盘龙下岗时,我照着袁阿兴的脸砸起拳头的。那应该是袁阿兴在城里建起第八座天桥,出资收购造船厂后。厂里工人集体下岗,一批工人置换了身份仍跟着袁阿兴干,另一批工人外出打工或自己捣腾,全厂的工人像脱轨的火车乱蹦乱撞起来。袁阿兴就像打了鸡血,把德安里的祖宅重新修缮后挂起了红灯笼。他诚邀过盘氏姐弟加盟他的公司,却被拒绝了。盘龙窝在家里写诗,盘凤去城里酒店做起服务员,我还守在作为造船厂遗留物的学校里。忽然有一天,盘龙留下一首诗不辞而别了。盘奶奶跟我一样不懂诗,就站在黄昏的打鱼桥上喊着盘龙的乳名。也许我就是在那暮色四起时向袁阿兴挥出拳头的。那时的我坚信是袁阿兴以蛇吞象,让造船厂消失了——如若我以这样的理由殴打他是不是就名正言顺呢?


也许这些都没有发生过,可我真的记得袁阿兴脸上血水像蚯蚓一样流了下来。每每忆起袁阿兴的脸,我会想起盘龙朗诵过的诗:那一夜 在荒弃的河道上狂奔/我像个醉汉 / 那一夜 我的青春开始流放——


7


黄昏时分,我终于走上打鱼桥,站在大河的脊背上了。我扶着桥栏闭上眼,脑瓜里出现了这样的场景:桥下是昼夜流淌的河水,桥东是从早晨开始的,菜市场里走动着造船厂家属,在翻捡着挂着露珠的菜叶,一只草鱼啪嗒一声翻出塑料盆,就像翻出了梦的边缘;桥西的电影院在夜晚亮了起来,几个长发男青工在打击着乐器,唱着崔健的歌:“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而桥南老街似乎一直在下雨,狭长的巷子里雨点打着瓦片发出闷闷的响声,一把油纸伞飘过——那就是我青春期的临津渡。可我睁开眼看见的却是:一桥两岸的街巷干净整洁,没有了污水味,没有了菜市场,河沿上排列着林林总总的店铺和民宿旅馆;电影院前广场上,一群妇人在跳着广场舞;长街上,三五游客互相拍照,在导游的招呼声中像是贪玩的孩子……临津渡真是变了,我眺向不远处的造船厂,那儿曾经被田野分割的工厂、轻纺、仓储都不见了,变成鳞次栉比的楼群,跟远处的城市连在了一起。我有些发懵,既然临津渡跟城市连成一片了,那辆双车厢白色巴士还会来来回回吗?


我有些恍惚,视线被风拽得飘来飘去。忽而,耳边传来盘龙的喊声,他说:“走吧!”我把眼睛拔回来,跟着他走去。盘龙要领我去造船厂看看,他说那儿有了个新名字:大船天地。在北方城市,我从网上听闻过这个名字,还看到过一张从高处俯拍的照片,那上面的“大船天地”像极了一艘泊在大河之畔的大船。我更知道那是谁在造船厂旧址上开发的,那个人的名字在记忆深处硌得我心痛。可这次返乡我不能不去看造船厂,那是我的出生地,是我的胎盘。


盘龙满身酒气已经散去,看来他在派出所好好地醒酒了。他面颊上贴着膏药,与我额头上的纱布呼应着,那让我俩疑似一对剪径未遂的团伙。曾经的年代,我俩也曾那样走在临津渡的街巷里,那是攀爬德安里的桂花树摔下后,是戴着拳击手套追打撞伤后,是追逐酱园的大黑狗跌倒后,而给我俩包扎伤口的人都是盘凤。也许是为了照顾经常生病的盘奶奶,也许是天生就有当白衣天使的天赋,盘凤在家里备有小药箱,里面的感冒药、止疼片、创口贴、体温计,都是厂卫生所阿姨送给她的,而她最擅长的是为我俩涂紫药水。在此之前,我见到了盘凤和她的丈夫。她变胖了,齐耳短发衬得脸很圆润,跟她弥勒佛似的光头丈夫很相称。她的丈夫也是我们的发小,是她父亲的徒弟。她一见我就绽开鱼尾纹笑了,只是笑声从明亮的咯咯声变成柔和的呵呵声,仿佛时光磨出笑声的棱角了。显然,她把我当作了邻家小弟,可我仍觉得尴尬,看她的目光虚虚的。我努力热络地跟她丈夫聊着大厂往事,可心里真想问问她一个憋在心里很久的疑问:我从临津渡出逃后,她为什么没有嫁给袁阿兴?不会是因为袁阿兴的脸上那条被划得很长的伤疤吧?——可我怎敢问?怎么有脸面问?她丈夫是个健谈的人,说着说着就夸起妻子,说盘凤脾气好,从不跟人计较,心里不装事儿,遇上再难的事说过就过去了。我哦哦应和着,可眼光落在盘凤的脸上,却看见了一片表面波澜不惊的河面。临别时,我盯着盘凤脱口而出:“你为什么开酒吧啊?”她捊捊额头散开的刘海笑了笑:“酒是一种药啊。”我的心一松,软了下来。


穿过梧桐树下移动的光影,我和盘龙离大船天地越来越近。我觉得不是走向自己的出生地,而是走向一个隐秘的地方。先是一大片土黄色的建筑出现在河畔,然后是入口处的大型情景组雕:一艘石质的登陆艇上,一群像我们父辈一样的铜人或坐或站,或交谈或劳作,展示着造船工艺流程还有别的什么。我不去想象那些雕像会在月光下复活,只是在夕光和鸟雀的啁啾声中久久地注视着他们。再往前走,数幢十多米高的旧厂房修饰一新,人字形尖顶上覆盖着凌霄花,土黄色外墙上画着铁锚之类的图案,被绿色藤蔓遮掩的窗户就像鱼的嘴巴。走进厂房,茶色玻璃影影绰绰,原来的仓库变成了剧院,食堂变成了酒店,船体车间变成了艺术馆,喷漆车间变成了摄影、茶吧、、书店、陶艺坊……原来的露天拼装车间安装起玻璃棚顶,成了船舶博物馆。馆里,灯光在地板上投射出水系图,那是一条纵横南北1700公里、沟通2000年的长河,长河上标着地名,摆放着各个时代船舶缩小的模型,看上去的确像古代绸衣上的盘扣。


走出厂房,灯光已远远近近地亮起。不远处,大河仍在缓缓流动,吸纳着沿河散落的灯光。听说好多年前就开始治理河道了,河水变清了。大河真是一面时光的镜子,我面对着这面大镜子,想着一座大厂的前世今生。盘龙没有打扰我,没有像导游那样炫耀地讲解着每一处的变化,而是静静地坐在椅上,用手指在玻璃桌面上写着什么,就像当年在盘滩上用小木棍写诗,又用脚擦去。也许他正沉溺于自己的游戏里,也许他觉得任何变化都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也许他懂得一个游子回到大河身边,需要独自发呆、打盹和忏悔,需要卸下些什么,需要醉眠在静寂的船声和水声里。


渐渐,我在河面的镜子里看见一个人,他曾在临河的房间里,看晨雾从河面升起,看大船鸣响汽笛驶过,看日头从打鱼桥上滑下。那时的他瞧不上那条运送柴米油盐的大河,心里只有大海和远方。虽然他终究走出了大河,可那是仓皇出逃。他走后没多久,父母就离开了造船厂。其实父母并不想离开临津渡,可他们不想看见一个人脸上的疤痕,不想活在儿子留下的羞耻里——那个人此时正深深地低下头,向着昔日的造船厂、今日的大船天地低下了头,仿佛承受不住沉沉的羞愧。他想起年幼时自己问小伙伴:“大河水又黑又臭,怎么办啊?”小伙伴笑:“那就给大河开一扇扇窗户,那样就不会闷得发臭了。”他捂着嘴笑,觉得小伙伴真傻。后来,他知道桥西住着河工的后代,那些人的祖上就是为大河挑泥清淤的。而今,他的内心就有一条淤塞的河流,谁能是他心里的河工呢?


夜气弥散开来,灯火次第绽放。我从梦境里走了出来,拍拍盘龙的肩:阿龙,在写诗吗?


盘龙抬起眼:是啊,在写给运河的情诗。


哦,那写了什么?


我才写了几句……从过往到现在  其实不远 / 就像一条河的左岸和右岸 / 只有一座拱桥的距离——


8


曾经,临津渡有个年轻男人被人毁了容,白皙的脸上留下了蚯蚓般的疤痕——那人就是袁阿兴。有人说他是被生意场的对手破了相,也有人说那是黑道人物留下的痕迹,可我的亲人们都知道那是我用碎玻璃划下的。我在心里一次次向袁阿兴挥起的拳头,终于变成尖利的玻璃在他脸上掠过,也在我心里留下深深的耻印。


那年夏天,我在三次败北后终于考上了北方大学的研究生。那日黄昏,当年老的邮递员骑着锈迹斑斑的自行车送来一封信时,我看见一只水鸟从不远处的河面飞过。我压住心里的狂喜,小心翼翼撕开信,一字一字地读完录取通知书,嘎嘎大笑起来。我的样子吓坏了巷里人家的黑狗,它先我一步蹿出了巷子。我攥紧录取通知书,向着盘家跑去。那一段转弯抹角的路并不长,可我跑得气喘吁吁。我推开盘家的门时,盘奶奶正在做饭,清炖着鲫鱼,据说那种乳白色的鱼汤是奶汁最好的替代物。盘凤恹恹地躺坐在沙发上,像是生病了。盘龙不在家,在外游荡归来的他整日跟街上的诗歌发烧友混在一起。我一走进门就喊:“盘奶奶,盘奶奶,我考上了!”盘凤起身轻笑:“好啊好啊!你终于能如愿离开临津渡了!”可我看出她的欣喜消失得很快,笑得有些勉强。盘奶奶大着嗓门喊:“你这孩子,读那么多书做什么?真是书呆子!”我很想跟盘凤说点什么,比如让她等等我,我一定会把她带出去的,可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我转身跑出盘家去找盘龙,要请最好的发小喝一顿庆功宴。


入夜,我和盘龙在街头小酒馆喝开了。他看上去比我还高兴,手舞足蹈,不时连声说“好好!你走了就好!”——仿佛他甩掉了一个沉重的负担,仿佛我的离开能让下岗的诗人绝处逢生。我忽然有种感觉:我俩有些日子没见面,不是他不想打扰用功读书的我,而是心里有事一直在躲着我。陷入狂喜中的我并没有深究这些,只跟他不停地碰杯,就跟过了今宵就一辈子不会再在一起喝酒似的。


盘龙渐渐醉了,舌头却灵活起来。他一拍手:好啊!这下好了,我不用夹在你们中间为难了!你一离开临津渡,我姐就该跟阿兴结婚了!


我脸色沉了下来:阿龙,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你偏向袁阿兴,觉得袁阿兴有钱,更适合做你的姐夫?


盘龙慌忙摆手:不是啊,不是啊!我姐怀上阿兴的孩子了……都这样了啊!


我嚯地站起,酒冲上了头:你说什么?……你……怎么会?你骗我!


盘龙萎了下来,喃喃:我怎么会骗你?


我心里一阵绞痛,手抖了半晌,没有说出话来。


盘龙像闯了祸的孩子垂下脑瓜不敢看我。


我坐了下来,捏紧酒杯,一点点地品尝着酒,心里冰冷的液体慢慢凝住。


盘龙太了解我了,他显然从我的眼神里看到了什么,怯怯地央求:你不要乱来哦。反正就要离开临津渡了,就算了吧。


我挤出笑:没事没事!来,喝酒喝酒!


又几杯酒下肚,盘龙就软软地趴在桌上了。我付帐后扶起他向盘家走去。他靠在我身上伤心地咕噜着:“你是我兄弟,阿兴也是我兄弟,我就一个姐姐……你说我该怎么办?”——仿佛受了委屈的人不是我而是他。走到盘家时,盘凤打开了门。我盯着她的肚子看,眼神就像锥子。盘凤慌得双手护住肚子,脸腾地红了。我没说什么,把盘龙扶到客厅的沙发上就走出了盘家。


那夜的月光很白,身边的河很静。我脚步踉跄地走在沿河的街上,悲伤、忿恨、羞辱的情绪在心里卷起漩涡。我在街上转来转去,忽然发现玻璃店的卷闸门半开着,就钻了进去。当戴上手套抓起一块碎玻璃时,我就清楚自己想要干什么了。那是一块细长的三角形碎玻璃,像是裁下来的尖月亮,闪着尖锐寒冷的光,闪着一种决绝的光——那种光叫偏狭、私欲和罪恶。多年后想起那块碎玻璃,我的手还会发凉,我发现自己天性精明而歹毒,在那种情绪下,竟然还能清醒地给自己戴上手套,莫非我心里藏着魔鬼?可手套是挡不住刺痛和血污的,从此我经常洗手,一遍又一遍,用香皂用洗洁精洗——有人笑我患有洁癖。


我握着碎玻璃向桥南老街走去,穿过长街短巷来到德安里一座青砖庭院的红灯笼下。灯笼在风中摇晃着,把青石板路面洇出一团红。我笃笃笃敲门,半晌,袁阿兴打开门露出身来。我挥起碎玻璃划去,听到一声惨叫撕开夜幕,慌忙扔下碎玻璃向小巷深处跑去。我跑得飞快,脑瓜里闪现出玻璃划在一张脸上的样子,还有一条在挺拔的鼻梁下爬动的血线。其实我只是胡乱地划了一下就逃开了,并没有细看那张脸,可那情景竟然深刻地留在我脑瓜里了。夜气像蝙蝠忽拉拉飞起,身后没有人追我,就连惨叫声也被夜色吞没了。我跑出深巷来到河边,脱下手套扔进河里,看着它随水漂去,洗起手来。那是夏夜,可河水很凉,凉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我警觉地听着街上的动静,身后的长街像是睡着了。我掬水洗脸,不知洗了多少次,热烘烘的脑瓜才冷静下来。我想:袁阿兴有没有看清是我下的手?开门人如若不是袁阿兴,而是他那总插着钢笔的父亲,结果会是怎样?我越想越后怕,悄悄潜回家,在自己的房间里簌簌发抖,攥着录取通知书一夜未眠,只要一闭上眼就能听到警车鸣笛声隐隐传来。


第二天一大早,街上就传出袁阿兴被人用碎玻璃划破脸的消息。街人觉得奇怪袁阿兴为什么不报案,并纷纷猜测凶手是什么人。那时,我已收拾好行李,胆颤心惊地坐着那辆白色巴士启程了。我在北方城市东躲西藏,打工养活自己,一直到去学校报到后才心安下来。后来,就是盘龙找到我任教的大学朗诵诗歌那次,我从酒醉的盘龙嘴里得知:袁阿兴的脸上有了一条难看的长疤痕——他、他姐姐和我的父母,也许还有更多熟悉我的人,都知道那是我干的。盘龙还说:就在事后的早晨,听到刺脸事件后,他姐姐啊地一声跌倒,肚子里的孩子流产了。盘龙醉后把这些话说了一遍又一遍,醒来就忘记了,再次醉后又会把原话再说一通,如此反复直到他离去。我真怀疑他是故意用这种方式斥责我的。而这次,他写信邀我参加诗歌朗诵会,等待我的是怎样的惩罚呢?那个脸上有疤痕的人会在什么时候出场呢?


9


“一人一河”诗歌朗诵会终于在大船天地的游船上举行了。


我仍然记得少年时第一次听诗歌朗诵会的情景。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汪国真、席慕蓉的诗正广为流传。“五四”青年节那天,国营造船厂的青工们在桥西电影院前的广场上举办青春诗会,一个女工羞涩地笑着登上台,声情并茂地朗诵起“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 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 /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可朗诵完放下话筒就哭了——那女工的眼泪让我一直觉得诗歌是一种有害的东西,要尽量远离,少沾为妙。现在的人们爱玩抖音直播什么的,应该没有多少人写诗读诗了吧?


在诗会举办前,我不无担心地问盘龙:这个诗歌朗诵会……会有人来听吗?


盘龙一脸沉静:该来的人会来的。


我又问:那你上台前会喝酒吗?


盘龙笑:当然要喝酒喽,没有酒哪有诗?


我不好再问什么,只有祝愿他在这场诗歌朗诵会上实现心愿。


此夜,华灯初上,大河在霓虹映照下变得迷幻起来。游船上,偌大的歌厅里灯火闪烁,一群人三三两两地走了进来,自取白酒、红酒和饮料,边浅斟慢酌边低声聊起天来,像是在秘密接头。我没想到会来那么多鱼龙混杂的人,混迹其间,却分辨不出他们是诗人还是酒徒。诗会开始,他们纷纷上台,手执手机凝视屏幕,在掌声中朗读起来。他们口音相杂,有人字正腔圆,有人方言浓厚,有人深情款款,有人声嘶力竭,但嗓子里似乎都有着浓烈的酒气。


盘龙终于上场,他果然醉了,被酒洗过的嗓子清亮,高声吟起:


“我不问源头,只是行走


故道里,亲人们世代聚居


干涸的河床上走过春走过秋


我不问流向,只是喝酒


埠头上,一拱桥身影摇晃


枯盈的河水里流过欢流过愁


大河啊,你行不更名坐不改姓


却从未站起过


你坦腹在大地上


让每一条细流都有自己的水路


让每一只木船都有自己的守候


……”


说实话,我觉得盘龙这首诗写得并不动人,可我知道在他之后那人应该就会登场了。


果然,盘龙朗诵完诗歌,仍站在台上默默地盯着我。他的狐朋狗友顺着他的目光发现了我,对着我鼓起掌:“来一个!来一个!”我像是被推到聚光灯下,摆着手想逃开,却被人搡上了台。我手足无措,不知该学狗叫还是唱西北小调《妹妹要是来看我》来蒙骗过关。就在这时,一个男人向台上走来,他的右脸颊上斜拉着一条疤痕,眼睛定定地盯着我。我被他的眼神钉住动弹不得,头慢慢低了下来。


男人走上台喊:朋友们,今天我们兄弟三人在一起,来个盖帽给大家助助诗兴,怎么样?


台下喊叫声、口哨声四起。


“盖帽”是临津渡的一种喝酒方式,就是将三瓶啤酒倒进大碗里,饮者一口气喝干,然后将空碗反转过来,像戴帽子一样戴在头上。很久以前,还是少年的我、盘龙和袁阿兴第一次偷偷喝啤酒时,就学大人来了个“盖帽”,当时就把盘龙喝倒在地了。


我看着台下浪花般的人头,湿漉漉的眼睛模糊了。


片刻,三只大海碗端了上来,递在我、盘龙和那男人的手上。


男人喊:来,兄弟,盖一个!


也许是人过中年了,我们仨都中途歇了三口气,才把一碗啤酒喝了下去。我们没有按规矩把大海碗反扣在头上,而是紧紧拥在了一起。


我泪眼迷蒙,问盘龙:这就是你给大河写的情诗吗?


盘龙笑:我写不动了,大河收到的情诗太多了,不差我那一首。


男人脸上的疤痕似乎不那么刺眼了,他也笑:就是啊,大河是宽厚的哦。


……


这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盘奶奶站在打鱼桥上看着远处。


我走上前问:盘奶奶,您老在等我吗?


盘奶奶慈祥地笑:是哦,孩子,我带你去走运,好吗?


我疑惑:走运?


盘奶奶眼睛发亮:嗯,就是走运河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