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假设下的老年凝视、乡土镜像与人性症候 ——评李凤群的长篇小说《大望》

在2020年初的巨大的新冠疫情期间，很多人都封闭在家里。文学评论家们，在幽暗的书房中，想到了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想到了萨缪的小说《瘟疫》，甚至想到了一些中国当代小说家所写作的有关瘟疫的小说，比如毕淑敏的旧作《花冠病毒》。而我却第一时间想到了古希腊的悲剧《俄狄浦斯王》。在我的记忆中，《霍乱时期的爱情》有将瘟疫浪漫化的嫌疑，而《瘟疫》则有把瘟疫抽象化和哲学化的倾向。唯有《俄狄浦斯王》敢于坚持不懈地追溯瘟疫发生的原因。

也就在2020年这场疫情的减缓时期，李凤群发表了她的长篇小说《大望》（《花城长篇专号（2020春夏卷》，花城出版社）。这部小说严格来说，并不涉及疫情。它只是讲述了赵钱孙李四位老年人突然遭遇了集体被儿女“遗忘”的事件，讲述了他们被“意外隔离”后不得不回到他们曾经生活的村子，——长江边上的大望洲，为了能够恢复与儿女的联系和冲破困境，他们做出了种种努力，经历了种种心理和身体的煎熬，以及对于存在意义的种种触摸，他们在困境中对遭遇“隔离”做出追问。

1、叙述的困境假设与疫情围困的投射

《大望》的整个故事，都处于一种文学中常见的“假设困境”的笼罩之下。赵钱孙李四个老人，无端地失去了和家人的联系：做过乡下赤脚医生的老赵，早晨到离儿子在上海所住小区不远的公园溜达回来，毫无征兆地就被儿子和孙子遗忘了；做过十九年民办教师的钱老师在转场去安徽开城二儿子居住的时候，那个叫开城的地方发生了变异；做过好几年村主任的孙老善，也同样在早饭的时候被儿子视为空气；刚回国不久的农妇老李也和远在日本的女儿失去联系。他们的个人身份在公安的系统上也找不到了，面对面的儿子也不认识他们了，他们子女的电话都打不通了，并且对面不相识了；他们只能彼此联络以及与无关的人联系。他们与那个熟悉的环境，瞬间被生生地被割断，变得陌生了。于是，他们不得不结队回到曾经居住的大望洲。《大望》在小说的开端，就在简短地介绍了赵钱孙李四位老人的人生胜迹和彼此关系之后，讲述了一场突然降临在四位老人身上的莫名其妙的“失联”事件。这场事件几乎就如同几年前某国客机失联一样的具有戏剧性和令人不可思议。一种无法命名的异象攫取了他们的人生。

赵钱孙李四位老人的与家人的失联，显然是荒诞的，尤其是在小说的写实语境中，更是不可思议。但是，这种困境假设，无论是在古代神话还是现代主义文学中，又都是非常常见的。比如童话中王子突然被巫师变成了野兽，比如天降灾难（比如洪水、地震、海上的船舶失事）将人群困于荒山、孤岛、地下室、古堡等某种绝境之地。现代主义文学特别喜欢在写实语境中营构“假设”性的困境叙事。比如卡夫卡的《变形记》就通过变形的手法，将推销员葛里高利变成了大青虫，而潘军的话剧《地板》则通过假设性的突然地震把一群人至于封闭的地板之下。还有如一部叫《同船共渡》的小说，通过一群人共同乘坐的船的沉没，将一群人置于救援无望的困境之中。虽然“困境假设”的叙述套路非常常见，但是，它们所表现的荒诞程度却不尽相同。比如船舶的突然解体，比如突然降临的地震等，都因为有科学的根据可寻，这种困境设计本身只具有叙事意义，也就是说它只是普洛斯特所说的“一种纯粹的程序”[ 【法】马赛尔· 普洛斯特《通信集》第19卷，普隆出版社1991年版，第630页。转引自张新本《论<追忆似水年华>的叙述程式》，《国外文学》1998年第1期。]。只有卡夫卡的困境假设才特别的荒诞，原因是葛里高利作为一个正常的人，他却在早晨醒来突然就变成了大青虫。而这种变成大青虫的假设，在古代的童话中，是属于符合逻辑的设计，但是，在科学主义语境下，它变得极为荒诞了。李凤群的《大望》虽然没有把人变成大青虫，或蟋蟀（如《聊斋志异》），或乌鸦（如余同友的《白雪乌鸦》），但父子对面不相识，同样是不可思议的。我估计，李凤群可能受到了当代科幻小说的影响，而突发奇想设计出这样的具有科技背景的超现实情节。

《大望》在叙事上也挪用了《十日谈》式的多人轮流讲故事的叙述方式。所不同的是，《十日谈》只是以瘟疫为背景，给讲述故事提供一个契机，把种种故事穿起来，而《大望》中的赵钱孙李四位则已经为突然降临的灾难所攫取和控制。《十日谈》中所讲述的是“他人”的故事，而《大望》中讲述的都是主人公“自己的故事”。《大望》中的主人公无法做到冷眼旁观或娱乐他人，切身的生存危机，使得他们假如要娱乐他人，最后都成了娱乐自己。赵钱孙李四人在困境中的对抗遗忘下的话语，与其说是讲述，不如说是体验和忏悔。《大望》的现代主义叙事中的“囚徒困境”和“危机拯救”又都是《十日谈》所没有的。《大望》看上去是一部小片，实际上是一部极具现代感的影视大片。《大望》实际上挪用了现代主义文学的意义。

据我说知，小说《大望》构思于疫情之前，但却成书于疫情之中，而且小说中又涉及到疫情内容。但我认为，所有的隐喻都产生于语境，就是《大望》没有涉及2020年的疫情，当它发表于疫情的语境中的时候，它的意义也不可避免地放射性的波及疫情叙事。《大望》隐喻了疫情中的种种现象，比如以“突然降临”的为儿女所遗忘，来隐喻灾难降临的突发性；比如被动的隔离与封闭，隐喻了疫情时期最常见的社会管理手段。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小说中所说到的隔绝和封闭，看作是疫情时期社会话语的转场运用，或者看作是对疫情时代的一种隐喻。疫情话语的移植和现代主义的变形故事套，从现实体验来说，完全可以认为是来自于2020年的新冠疫情种种社会感受的投射。

《大望》中的疫情指喻，既是来自于其社会文化语境，又是疫情体验的提炼。所有的现代主义创作都喜欢运用困境故事套，这说明了《大望》这部看似写实的作品的现代主义艺术的本质，荒诞比真实更真实。

2、老年危机的凝视与乡村荒芜的聚焦

现代主义创作，大都属于深度叙述的范畴，这种小说都有表层语义和深层语义两个层面。就《大望》来说，抛开小说的困境假设的故事套不谈，它在叙事层面直接涉及的人物和地点就只有两个：四个陷于绝望的老年人；一个被抛弃的荒芜的大望洲（故乡）。叙事文学有三要素，时间、地点和人物。由于《大望》叙述中所展现的物理时间看上去只有三个月，但实际上，其时间在叙述中处于停滞状态，是没有长度的，所以，在表层叙事意义层面，可以不考虑，而只考虑人物和地点。人物，就是赵钱孙李四位老人；地点，就是荒芜的大望洲。《大望》显然就是利用“困境假设”来聚焦当代社会的老年社会危机和乡村危机。强烈的社会问题意识，是促使作家在叙事上设计出“困境假设”的根本原因。

《大望》可以说老年社会的危机镜像。赵钱孙李，四个人物，在小说中都是个性鲜明的独立个体，但李凤群显然有意将其指向一个在中国当代社会日益受到重视的社群——老年社会。小说中的四个老人，巧合地就叫赵钱孙李，因为这是取自《百家姓》第一行的四个姓氏，它就具有了泛指的意义，就具有了指向群体的功能，它是一个集体名词，因此，赵钱孙李实际上指向了整个老年人社群。《大望》所讲述的老年人的被社会拒绝和隔绝的生存危机，在当代社会文化中，溢出了小说语境，而与中国当代社会的老龄化，取得了意指上的契合。所以，放到当代中国的社会语境中，《大望》似乎所讲述的就是当代社会的老年化危机。

李凤群通过鲜活的小说叙述，展示了老年社会的种种症候。小说中的四个主要人物赵钱孙李，他们都已经过了能够在社会中工作养家活口，或者独自支撑的岁数。当他们在小说中出场的时候，一个个要么就是寄身在儿子家里帮忙带孙子，要么就是身不由己地照顾被他人收养的残疾女儿，要么就是在两个儿子之间来回倒腾的寄食者。而且，作为从农村走出去的老年人，他们没有养老金，没有固定的养老场所，只能寄希望于儿女能够赡养他们。作为这样的一群老人，他们最大的隐忧就在于儿女对他们的遗弃。而在小说的叙述中，老人们的担忧和恐惧的未来，恰恰转化为了现实。他们被儿女拒绝，他们被曾经的学生拒绝，他们被派出所的人拒绝，他们被路人拒绝。系统性的拒绝，驱赶着四位老人逃向大望洲，不得不遁入一个被无形之手封闭了隔绝世界。这种拒绝在小说的虚拟语境中，当然属于一种天降灾难，但这恰恰是现实社会中诸多老人被遗弃的社会事件的集中投射。

但《大望》中真正的惊慌并不在于被灾难隔离，而在于赵钱孙李等老人被社会隔离后的生活境况和生存危机。这些老人身上没有身份证件，口袋中没有多余的钱粮，生命中没有亲人的照顾和支撑，精神的颓丧，未来的迷惘，都促使他们时时处于死亡的边缘。人生暮年的种种的身体和精神症候，都集中地爆发了。比如身体功能的老化、记忆衰退、老年痴呆、腿脚不灵、失聪、视力模糊、谵妄、认知障碍、生活自理能力丧失、情绪失控、营养不良等等，以及他们种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无助、绝望、焦虑、幻灭，甚至自戕。随着困境叙事的持续，死亡的阴影已经逼近，甚至肉身的腐臭的气味也已弥漫于空间。李凤群将种种老年疾病（包括身体和精神）都在赵钱孙李的身上试验了一遍，以表现丧失外援和亲情支撑后的老年人的老年困境。小说写出了老年人的生活状态和生命处境，以及这一社群的被社会边缘化和被抛弃的命运。这是一个由突发的灾变所造就的受难的“命运共同体”。虽然四位年老者与其子女的失联只是基于一种假设，但它同样是一种对生命存在可能性的暗示。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比如巴金的《家》、曹禺的《北京人》，老年人经常被作为民族国家符号和启蒙对象而活跃于叙事之中，而李凤群在《大望》中几乎不触及民族国家寓言，她将这些老年人还原到日常的生命状态之中，书写他们作为生物和精神个体的人的生命状态和人性素质；并且，利用“困境假设”塑造了一个老年社会和与之相伴随的集聚的灾难镜像。零星的老人被抛弃的事件，往往被社会所淹没，而集中表现的时候，我们才能感觉到它的触目惊心。

《大望》的另外一层显而易见的表层意义在于，它对于乡村危机的聚焦。李凤群利用“困境假设”不仅使得赵钱孙李四个老人在分开很多年后重聚，而且使得四个老人在被整个世界拒绝后，不得不重返了他们曾经的聚居之地——大望洲。

李凤群运用“挤牙膏”的叙述方式，在四个老人的讲述中，构建起了过去的大望洲，它的人情、事态和历史。一座小学校，小学校中的校长，民办教师；曾经饥饿的老钱和几代人皆因钱家饿死人而愧疚的县长；一个村长，他的冒名顶替别人当兵的儿子及其殉职；一个赤脚医生及他的莫名其妙的行医史；一个乡村妇女，为了生一个儿子而经历的九死一生，及其与两个女儿结下的仇怨。小说展现了大望洲的伦理文化构成，他们的生死观，他们的隐秘的渴望和疼痛。当然，也通过赵钱孙李的讲述，叙述了他们的子女们出走大望洲的各式各样的原因，以及道德的浇漓的前现代景观。小说通过四位老人的口述，复原了乡村的历史。而且，通过谎言惩罚的方式，还原了一个真实的乡村史。两套口述，两种历史，论证了乡村道德褶皱里的真实情状。口述的大王洲历史，加上眼前所见的大望洲现状，《大望》建构了一个完整的乡村历史。李凤群同时通过赵钱孙李四位老人的眼光或者说叙述视角，展现了作为当代中国乡村之一的大望洲的现状。曾经繁华热闹，人口稠密的大望洲，在轰隆隆的现代化的车轮声中，已经人去村空，荒草四野，墙倒屋塌，野鬼唱歌。大望洲不管过去怎样的鲜活，但都已经成为历史记忆；现实中的大望洲已然变成了一个被抛弃隔绝的乡村世界。强烈的社会问题意识，促使李凤群利用四个老人困守乡村的故事，隐喻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困境。

在《大望》中，虽然大望洲和四位老人之间已然存在着众多的关系，但是，在叙述层面上，还存在着一种互文关系，四位老人和颓圮的大望洲共同构成了相互隐喻的老去的历史，一个被遗忘和隔绝的没有未来的乡村社会。《大望》没有如一般的现实主义小说那样，在“自然”“客观”层面上去书写老年社群，或乡土重返，以及做一番直接的社会层面的控诉和伦理道德谴责，或温情脉脉的儿时记忆重温和感恩戴德的故乡怀想，而是通过现代主义的变形的手法，在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局”中，表现了挣扎命运旋涡中的老年人群和乡土社会。

李凤群的对老人群体和大望洲的写实性叙述，充分展现了她的古典主义倾向的小说叙述艺术。困境假设的戏局设计，当然很富有喜剧性的喜感和突兀感。显然，李凤群创作《大望》的初衷就是要将四个老人集中到一起，假如要通过世俗化的手段来实现创作目标的话，在叙述的处理上就会非常的费事费力。而这一假设情境的设计，把四个老人召集到一起就不用那么大费周章地解释说明了，同时也很自然和顺理成章。《大望》的戏局设计，虽然也有做局的痕迹，但并不改变四个老人和大望洲被儿女们“遗弃”的这个事情的本质。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遗弃”被处理成一个无意的甚至是天意的神秘的“遗忘”，它软化了小说的过于严重的道德控诉意味，也为这些老人后来的希望和道德反思提供了根据。

3、生存困境与人性拷问

《大望》的假设困境的设计，应该来自于《圣经》神话原型。《圣经》中的伊甸园显然是天堂的模型，而《大望》中的大望洲，则显然是一场炼狱。伊甸园中的亚当和夏娃，通过偷吃智慧果获得人的自觉意识，从而以上帝的叛徒的姿态冲出伊甸园蒙昧的封闭，而《大望》则试图讲真话以重新获得与外在世界的联络。《大望》显然是一个反伊甸园模式。而从科学主义的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说，大望洲的生活就是一场噩梦，它是根据“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原理，而显现出来的乡土和老人社会的养老担忧和被遗弃恐惧。

但《大望》从深层语义上来看，困境假设实则在于表现人性的困境。传统叙事中的困境假设，大多都是为了验证奇迹。而现代主义叙事下的困境假设，则大多为了拷问人性和证明存在的荒诞。《大望》中的困境假设，显然属于后一种。这种悲剧性体验从源头上来说来自于生命的必然规律对现实幸福或不幸的洞穿。

在《大望》中，与世隔绝的大望和赵钱孙李的生命本能是一对相互对立又相互激发的叙述范畴。李凤群借助于人类的求生本能，使得赵钱孙李四位老年人在困境之下不得不反思（一种讲述）各自的人生，从而达到叙事推进的目的。在传统的意义上，为尊者讳，老年人作为曾经养儿育女和享受各种社会权利的一代人，他们普遍地受到尊重，他们的人生也被充分地粉饰和装点。在他们具有掌控后代未来权利的时候，干下了许多“见不得人”的事情。就是在年老之后，依然以父亲或母亲或尊者的形象干预后辈的生活，比如老赵对儿子婚姻的干涉。在由他们自己的话语所营构的辉煌人生中，他们并不懂得反思和忏悔。所以，天降灾异，在小说中看上去是一场意外事件，但完全可以理解为一场天谴。就如同《俄狄浦斯王》中的王国遭受瘟疫原因就在于国王犯下弑父娶母的罪恶一样。每个社会个体，在社会世界里，其人格都具有表演性，也就是说每个个体都有表演人格的一面。但是，在极端环境下，当回归本真成为生存的必要条件的时候，他的表演人格就会土崩瓦解，就会回到真人。因为表演（“谎言”）再也无用，不回真人毫无利益，表演的面具就只好被抛弃。赵钱孙李四位老人也都具有表演人格，在长期的社会世界里，表演面具已经与他们的肉体融合。李凤群先验地将表演人格设置为价值的负面，并借助佛教叙事将这种负面价值转换为来自天命的惩罚条例，就更促使赵钱孙李们不得不回到现实，从而督促他们以加速度回归本真状态。

在小说叙述中，困境中的自救为四位老人提供了忏悔的机遇，也为小说从社会学的层面清理他们的人生提供了动力。四位老人，小学教师本没有什么学问，他所谓的教书育人，就是对学生的糊弄，和肆无忌惮的体罚，以至于学生受到终生不愈的心理创伤；乡村医生，根本就没有什么医术，而且见死不救，逃避责任；老李重男轻女，为了能生个儿子，多次打胎，断送了一个个女儿的生命；村干部孙老善，无原则地巴结领导，冒名顶替让儿子当兵，而让村里的一个合格的小伙子名落孙山。李凤群通过四个老人的讲述，而忏悔了各自的罪恶，也追问了这场灾难的真正原因：正是他们曾经犯下的罪恶，才导致了今天的被“遗弃”；也同时让他们意识到：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其实是罪有应得。天谴的教训在于，并不因为他们的年老而可以免除其罪责。

《大望》在叙述中，也为赵钱孙李们安排了一条通达救赎的途径，那就是他们的忏悔和对罪责的承担。他们必须意识到，罪责不在儿女们对他们的遗弃，也不在天意的作弄，而在于他们自己。《大望》中四个老人与世界的隔绝，前半部分主要以自救为主，不断地出大望洲，找人打听消息和获得养活自己的钱粮。《大望》在叙述四个老人“求救”的过程中，利用困境压力使得他们的人性真相得到充分的暴露。小说中的老赵、老孙等人为了重新取得与亲人的联系，不惜以曾经伤害过学生的钱老师被学生扇耳光为条件，来换取联系的通道。老赵等人的行为看上去振振有词，看上去是为大家着想，实则是以损害他人为代价。困境中的人性通过这些行为充满暴露它的自私和丑恶。赵钱孙李的命运共同体，因为老赵和老孙的行为几乎被打破了。李凤群也在困境中展现了人性的善良，这就是老李这一女性老人形象的设计。善良的老李不但温柔体贴，充当了其他三位老者的照顾工作，还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共大家使用。她在老赵等人试图牺牲钱老师尊严的时候，及时提出了反对意见，并拒绝参与其中。可以说，正是她的努力才使得因灾难和旧相识而建构起来的这个脆弱的共同体得到修复。老李以一息尚存的人性光亮，反衬了老赵和老孙等人的“恶”的程度，也使得老赵和老孙的计划被及时制止。

李凤群在小说《大望》的前半部，主要叙述了赵钱孙李四位老人的主动的求生行为及其所遭受的一系列的挫折。她以国民性批判和启蒙理性介入叙述，但《大望》并不是一部“恶之花”。她毫不留情地针砭了人性之恶，但是，又给四位老人留下了回头的余地。在她的神秘主义的设计中，也许一开始就是一场有限的考验，而并不在于将出口封死，就如同失联困境中四位老人，还是能够与世界保持一定程度的联系一样。

4、真相求证与生命救赎

在小说《大望》的后半部，李凤群将“求生”叙事转换为救赎叙事。她假设了讲真话的老人能够获得与儿女偶然通话的情境，并为这种假设情境规定了一个逻辑链条，即谎言阻碍了赵钱孙李们与儿女的联系，而真话却让他们能够恢复沟通。而能否放弃谎言说真话，是他们能否获得生命意义上的救助和宗教意义上的精神救赎的唯一途径。

《大望》借助于偶然性的真话与重获联系的关联，叙述了赵钱孙李在求生本能下的反复验证情节。作家在叙述中建构起了“真相与救赎”之间的必然性逻辑，不再是物质生命的，而是精神层面的救赎。这种救赎，这种对于真相与谎言的对于生存的不同意义的命定式设计，显然来自于疫情期间关于真相问题的探讨和感受的移植，但也可能来自于基督教或佛教的惩罚和救赎的宗教逻辑。

为了推动情节的发展和深化，李凤群采用了一种带有惩罚机制的“挤牙膏式”叙述，来推动四个老人逐次地复活，清洗，还原记忆。显然，四位老人一开始并不情愿说出真话，总是以诸如自尊心和虚荣心等种种借口的掩饰真相，掩饰自我，他们说出来的话，总是半真半假，所呈现的自我也是琵琶半遮面。小说通过强大的惩罚力量，以不说真话就会被遗弃或中断联系，一步一步地逼迫着他们不得不剥离种种的伪装，说出真实的历史，还原真实的自我。伴随着这种拉锯式叙述的是赵钱孙李四位老年人的剧烈的心理挣扎和精神痛苦。同时，李凤群还采用了发糖机制来诱导和鼓励几近绝望的老人说出真相。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一位老人说了真话，于是就他就打通了电话；当他转身讲了假话的时候，电话又断了；而当他再次讲真话的时候，通讯又再次恢复。一步步的诱导和鼓励，就如同巴普洛夫的“条件反射原理”一般的救赎逻辑，在生物学的意义得以建立了起来。

在《大望》的叙述中，李凤群把自己扮演成一个恩威并使的隐身牧师，掌握着惩罚和奖励的大权。这些老人他们不但在讲真话以后获得联系上儿女的利益，而且还获得了说出真话后放下精神包袱和精神放松的感受。彼此之间，能够坦然真诚相对，在信任之下获得共识，共同面对命运的作弄。至此，《大望》的叙述就从一般生命意义上的自救，过渡到宗教意义上的救赎。“只有真相才能救赎”，成为作家推进叙述的一个强有力的手段，也成为赵钱孙李四位老人改变过去谎言、掩饰的劣根性的压力。真话，具有真理的意义，它是这些过去谎话连篇的老人获得救赎的唯一途径。老人们在失联和出于搭救愿望的倾诉和讲述，最初是被动的，然后逐渐变成一种主动的行为。他们最初的讲述，只是为了获得生的希望的被动言语，后来就变成了一种主动的对过往罪恶的忏悔。

哲学家克尔凯郭尔说：“存在者，将通过返回到他的起源而试图去认识他自己；在同时，他将反过来展望它的未来而寻求自我认识。这样，他将把他的过去和他的未来联接在现在里。”[ 【丹麦】克尔凯郭尔：《基督徒的激情》，鲁路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77页。]赵钱孙李四位老人所要面对着的不仅是自我的虚荣所带来的负价值，还有来自于自然的惩罚，那就是他们日益衰老的躯体和语言遗忘所带来的存在的湮灭危机。《大望》展现了老人们战胜生存危机的力量和坚定的求生意志。老人们因为年老等原因，而出现了自我遗忘的生命症候。为了对抗记忆的衰退，他们以记日记、不断地讲述和相互倾诉，来维持记忆和与世界的联系。在有关话语的叙述中，李凤群触及了语言哲学层面上的言语与存在的关系的论述，她以老人们的行动很好地诠释了海德格尔所说的“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这一哲学信条。语言就是存在的肉身，老人们以不间断的讲述维持存在。他们以语言证实自身的存在，也力图使自身的存在现身于历史。

假如把大望洲比作是一只诺亚方舟，那么老人们就是那只鸽子。他们不断地被放飞出去。这四位老人，有的时候是一只，有的时候是两只，有的时候是四只整体出行。但他们没有诺亚方舟上的诺亚一家那样的幸运，诺亚第一次放出鸽子就衔回了橄榄枝，而赵钱孙李的每一次外出探查，都以失败告终。《大望》看上去是一个失联老人群体对社会的重新感知，对社会伦理边界的重新探索，对自我与社会之关系的重新建构的伦理故事，但实际上它所触及的是存在的本质话题。这是一个有关“真相”、“本质”与“自我”的存在主义的论辩。这个论辩贯穿了整个叙述，导致了《大望》成为一个以小说形式存在的具有宗教性的论辩场境。《大望》写出了人类的孤独的本质和他试图摆脱孤独获得社会人群认同的渴望，他思考了真相与交往的关系，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存在与交往的关系。

显然，根据小说《大望》所设计的讲真话就能够恢复与外界联系的逻辑，最终赵钱孙李四位老人的困境是应该获得一个大团圆的结局的。但是，实际上，李凤群对此却持有暧昧的态度。这具体表现在，讲了真话使得四位老人偶然获得了与外界的联系，但，经过了三个月困守的赵钱孙李四个老人与外界并没有完全恢复联系。假如把这种联系理解为外在世界对他们的接纳的话，他们依然没有完全被外界完全接纳。这样的结局似乎喻示：被遗弃的结局是命中注定的，是无可挽回的。小说的悲剧结局，显然，又打破了古典主义的大团圆童话。

但是，当俄狄浦斯通过坚持不懈的追查而发现瘟疫的源头就在于自己的时候，他用剪刀刺瞎了自己的双眼。而赵钱孙李四位老人，却并没有做什么？刺瞎自己双眼的俄狄浦斯，表现了承担伦理责任的巨大勇气，而赵钱孙李四位老人的勇气又在哪里呢？埃斯库罗斯在《俄狄浦斯王》的写作中，爆发了耀眼的伦理理想主义，而李凤群在《大望》中她所要彰显的是写实主义的精神，她在逼迫四位老人忏悔，逼着四位老人承担罪责，但四位老人最终对自己罪责也还是糊涂应对。李凤群没有给与答案，她也无法写出答案，所以，她只能利用创作主体掌握情节的特权，给四位老人最终走出梦魇的困境设计了一个“不置可否”的结局。

就是结尾，我们将之理解为获得了大团圆，但是，那经历了生死考验和生存追问的赵钱孙李们也已然遍体鳞伤。可以推想的情节应该是，回到社会人群中的他们一定狼狈不堪。失联困境就是获得了解除，那些受困的人们能否回到过去的正常的生活状态？那弥漫态的受困痛感能否就此消失？这是李凤群在结尾之外抛给我们的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

总之，长篇小说《大望》借助于“失联”异象的设计，在社会的层面，把有关老年人的生存危机，把乡村社会的荒芜，从现象的层面展现了出来，也显示这两种危机的紧迫性；同时，失联假设在疫情语境下的呈现，直接指涉了疫情中的种种社会管理措施及其给人际关系所造成的困扰，甚至指涉有关疫情的责任追索；同时，《大望》作为一个使用了现代主义变形故事套的小说，它的所指并不局限于表层的社会事象，而是在困境假设中，拷问了人性，并且在哲学上以近乎思辨的方式探讨了“真相”与“自我”等存在主义命题。它从多个层面表现了李凤群对于废弃的故乡、被遗弃的老人，以及被生存围困的人们的“人道主义同情”。

《大望》是小说家李凤群的最新一部利用现代主义变形故事套来表现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她的上一部有如此风格的作品，应该是《大风》。而失联意象，在她的长篇小说《大野》中也已经露出了苗头。

（方维保，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原载于《扬子江文学评论》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