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张应《稻乡惦记》获2021年度中国散文年会奖一等奖

据中国作家网报道，由《海外文摘》杂志社、《散文选刊·下半月》杂志社主办的2021年度中国散文年会奖，近日在北京揭晓：刘庆邦散文《作家中的思想家》、周有德散文《哪一篮是鲜艳的百合花》、王张应散文《稻乡惦记》、冯立新散文《唐山大地震的故事》、何正良散文《芙蓉山情思》、杨西京散文《夫妻同游“夫妻峰”》获得一等奖。

其中，《稻乡惦记》[作者/王张应（安徽合肥）；责编/张琳]原发《安徽文学》2021年第11期，《海外文摘》文学2021年12期转载。

王张应

人，可能存在选择性记忆吧。这些年，我忘了很多东西，稻乡米粮事留给我的印象却一直清晰如昨。

一

那是一块大山与大水之间的丘陵地带。山是千里大别山，水是万里长江。山的东面，并不沿江，离长江尚有百十公里。一根纽带维系了大山与大水，这一对山水由此又多出一重亲戚关系。

纽带是一条河。在当地，它可是一条大河。当然，跟长江比起来，它只是一条小河。它是长江中游的一条支流，名叫皖河。

皖河从山中来，奔赴长江而去。山中的水，汇入长江，并非一路坦途。在山之中，水野性十足，行走便是奔跑。跑到路的尽头，河水无路可跑时，也不会止步。它纵身一跃，开始一段新的路程。出山之后，河水逐渐温驯，行走便有行走的样子，步态温文尔雅。临近长江时，水的胸怀突然开阔起来，举止少见的雍容大度。许是一路上见多识广吧，彼时已经波澜不惊。

出山后，步履从容的那一段路程，皖河两岸是一片丘陵。地表凹凸不平，起起伏伏。馒头般凸起来的地方是小山峦，槽状凹下去的是一些更小的河流，比皖河小得多，有名无名的小溪。那些溪流，曲曲折折，最终投送皖河的怀抱，成为皖河支流，或者支流的支流。

在山峦与溪流之间，有一些高低不同、大小不一的平地。或许，那些并不规则的一块又一块平地，原本并不像现在那么平坦，是一代又一代的前人，耗费了他们毕生的气力，才将那些形状各异的地块修整出来。

划分地块，使之定型，是一些有长有短、有曲有直隆起的土埂。有了土埂圈围的地块，便能蓄水。水从天上来，当然也从地上来。溪流注满池塘，池塘便是名副其实的蓄水池。需要时，池塘开闸放水，灌满池塘下方围有土埂的大小地块。

那些能够存水的地块就是水田。我们那地方，水田之间是存在落差的，没有落差的相邻水田早已合而为一。水田多出现在两座山峦之间，顺着山势次第排列下去。山峦不是很高，顺势而下的水田，梯度也就不会太明显。倘若沿着皖河上溯十里乃至二十里路，走进山里，两岸所见的水田，块头会比山外的水田小得多。相反，山里水田间的层差却比山外大得多。远远望去，一层层水田，就像附在山体上的一架巨大的梯子。阳光下那些明晃晃的如镜之水，正是顺着那架梯子爬到山坡上去的。

那种大山之中的水田，便是令少见多怪的世人惊艳不已的梯田。为了看它一眼，跟它合个影，多少人乘飞机，坐火车，开汽车，不远千里而去，带回几张照片。

其实，那玩意的存在，可不是谁故意制造风景给人看，它承担着比供人观赏更为重要的使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它是耕地，作为一方水土的代表，它存在的意义在于让一方人活命。

水田，是能够种植水稻的耕地。我们那地方的水田，没有山里的梯田美观，但它的利用价值比山里小块梯田大得多，它产出水稻养活了更多的人。不仅养活了当地种水稻的人，还养活了一些不种水稻的天南海北人。

那些位于山峦和溪流之间的水田，每年如期产出稻谷，黄灿灿的稻谷，滋养了千百年时光。时光不老，那些水田亦不老。它们同时光一起，春夏秋冬，周而复始，有播种就有收获。

村子里的人，老了一茬又一茬，唯有村子周围的水田不老。不老的水田，年年都是年轻的模样，产出了一茬又一茬的稻谷，也迎来一茬又一茬从村子里走向田野的年轻人。

在一茬茬年轻人面前，水田就像一位慈祥的母亲，教会每个孩子在水土里谋求生计。吃稻米长大的年轻人，将其一生的时光都挥洒在水田里，变成一季又一季金黄色的稻谷。

村庄外的那些水田，就是村庄的母亲。村庄终将老去，母亲依然年轻。许多地方的村庄都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养育村庄的水田却落寞地原地坚守。

母亲年迈就注定孤独？那些从乡村走向城市，被城市挽留的年轻或者并不年轻的人们，别忘了常回乡村，陪陪母亲吧。

记得住乡愁的人，母亲肯定在他心间。

二

在吾乡，年岁稍微大一点，差不多人人都能哼唱一句黄梅小调：“丢下一粒籽，发了一颗芽。”

的确，种植许多作物都是丢下一粒种子便能发出一颗芽。但是，种植水稻可不是这么简单，绝不是将水稻种子直接丢进水田里就算完事。种水稻跟种大豆、玉米不一样，要先在种植地外育种。

提起水稻育种，我就想笑。自然联想到世面上不时听见的一个骂人的词语：草包。其实，我听谁骂谁“草包”，都认为那不是一句骂人的话，或者认为某人不会骂人，用了一个他根本不了解的词语。在我的印象中，草包就是以草打成的包，它不是一个不好的东西。我一日三餐吃不厌的大米饭，它的前身是稻谷，就跟草包有撇不开的关系。依我有限的经验理解，没有以草打成的包，便没有稻谷。因为这层关系，我从未将“草包”二字送与任何人。随便拿这二字送人，就觉得对不起稻谷，对不起碗里的大米饭。

稻种是头年收获稻谷时留下的。同所有农作物的种子一样，稻种是一些最壮实的稻谷。在稻子成长过程中，乡人就在盘算哪块水田里的稻子该留做稻种。“插田要好秧”，好秧苗出自好稻种。乡人明白这个道理，水稻收获时，最好的果实不做口粮，做来年的种子。有了好的种子，就有好的未来。

秋天，颗粒归仓，稻种子却不进仓，它被装进放在墙角的一只小口瓦瓮里。这样储存，易于翻晒，保持干燥，不至于潮湿霉烂。同时，瓮口盖严实了，老鼠无法偷嘴，储存的种子一粒算一粒，没有损耗。仓里的稻谷可以让老鼠偷吃一点，留做种子的稻谷可不能让老鼠偷吃。种子被老鼠偷吃，等同于一张名叫《未来》的美好图画被老鼠咬缺一角。

冬天，于乡人来说，就是一场等待，而等待毫无例外都是漫长的。秋天过去，乡人便等待春天的到来。陪同乡人一起等待的，还有村庄外的水田，以及装在瓦瓮里的稻种子。不过，等待与等待尚有不同。乡人的等待，并非坐等，仍然是一种忙碌，仅与春夏秋三季的忙碌形式不同而已。水田的等待看似寂静，其实也没闲着。水稻收获之后，水田并未空虚，另外一些草本植物与水田为伴，占领了冬天的舞台。它们有的是乡人种植的菜蔬，譬如白菜、萝卜。有的是抗寒的野草，担心水田寂寞，自告奋勇前来陪伴水田过冬。更多的则是乡人撒在水田里的红花草，初冬出苗，冻死犹活。春暖起身，迅速蓬蓬勃勃。红花草的存在，似乎是给水稻暖床的，它被种在水田，并不收割，就地整体消化，化作春泥更护稻。

稻种的等待才是清闲。整个冬天，以及春天的大部分时光，稻种都在睡眠中度过，它做了一个长达半年的美梦。梦见久违的水，有水它就有生命。果然，稻种好梦成真。清明前夕，乡人要稻种梦醒。人的声音唤不醒它，只好采取某个让稻种感兴趣的办法将它唤醒。

乡人将稻种从瓦瓮里倒出来，用一张稻草编织的帘子将其包裹起来，帘子外面再包裹一层稻草。将稻种子裹得严严实实，形成一个巨大的椭圆体稻草之包——后来世人说到草包，我便想起这个稻草之包。然后，在稻草之包的腰上系一根长长的麻绳子，绳子的另一端系在池塘边一棵老柳树上，将稻草之包轻轻地推下池塘。咕咚一声，水面漾起浪花，波纹渐推渐远，稻草之包便稳稳地沉入水底。

躲在瓦瓮里睡大觉的稻种子，被倒出来包裹在稻草之中，立刻感觉它已回到母亲的怀抱，那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温暖。藏身瓦瓮的日子里，稻种子与水隔绝，与空气无缘，幸亏它在沉睡，否则不被渴死也被闷死。沉进水底，被水浸泡，稻种子缓缓醒来。自然而然伸了个懒腰，谁知伸开之后的腰身便收不回来，它发现自己的身躯业已肿胀肥大，好像身怀六甲。接下来它索性放松自己，毫无顾忌地大口喝水，彻底消解几近半年的口渴心焦，让整个身心彻底舒展。

水的滋润，让稻种子产生回到母体之中的幻觉。暖阳之下，水温跟随气温步步升高。在温暖湿润的环境里，稻种渐渐进入梦境。这是一场春梦，准确地说是一场做于春天的梦，或说一场有关春天的梦。不管怎么说，包裹在稻草之中，沉浸于水底的稻种子，此时已经春心萌动。它很羞怯地张启小口，想对包裹之外、水面之上的那个风和日丽的世界说，我已醒来，不想睡了，请带我走吧。

是的，时间一到种子就发芽了。浸在水里的稻草之包很快就会被人拎上岸来，层层褪去包裹，将那些开了小嘴、发了黄芽的稻种子一把一把撒进水田，罩上塑料薄膜，让稻芽在泥土里生根长苗。

这是有关五十年前水稻育苗的记忆。传统的经验，民间的智慧，肯定没有后来使用现代科学技术育苗成效好。据说，现在的水稻种植者们都不再留稻种，留了也没用。那些壮壮实实的稻谷可以出好米煮好饭，却做不成种子。这事儿说起来，多少有些尴尬。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某些结结实实的男人徒有一身好气力，能够撼动半个世界，女人却说他们不是真汉子。

后来的水稻种子都是从专门的市场买来的。花了高价钱，买来的东西，大都比较好用。买来的水稻种子也该是这样，只要它是真的，不是假种子，它就有不俗的表现，让人买得心甘情愿。可种子靠买，总归还有些不放心。因为是买来的种子，它曾经骗过乡人。该发芽时它发芽，该长苗时它也长苗，到了它该低头的时候，水稻怎么也不低头。种子骗了一个季节，乡人伤心不已，满田装的都是泪水。

就算市面上的东西都是真的，买稻种也不是个好办法。凡是买，都有买得到或买不到两种可能。而稻种子到买的时候必须买到，延迟不得，等待不得。诚如此，少不得有个可敬的卖家，他想人所想，急人所急。

季节不等人，也不等种子。种子跟不上，季节就悄悄跑远了。

三

从稻种打包入水，到掀开塑料薄膜满眼碧绿，那段时间，稻种走完了育苗的路程。乡人可不是待在一旁袖手而立，他们一刻也不闲着。仿佛在跟种子赛跑，乡人必须跑在种子前面。

先是将水田里的泥土翻个遍，好像是在泥土里面寻找什么东西。到底是在找什么东西呢？当然不是金子，也不是银子，是生机，也可以说是生计。这东西，在乡人眼里可是比金子银子还珍贵啊。

翻开泥土的同时，水田里长势茂盛的红花草被头朝下根朝上埋进了泥土之中。当年，那种绿草红花十分好看的草本植物，它在水田里的存在价值，可不在于给人看，而在于将它埋没之后所产生的气体、液体以及残渣，能够被水田里的水和泥土吸收，给未来的水稻供应有机养分。后来人种田习惯抛撒来自工厂的化学合成颗粒，红花草早已成为春日田野上的一道稀有风景，招引许多不明真相的年轻游客。不少城里孩子见到红花草以为那是一种大面积种植的蔬菜，问父母那菜好不好吃。

那年头，乡人们并没觉着满眼的红花草有多好看。它再好看，也不比绿油油的水稻秧苗好看，不比黄灿灿的水稻谷穗好看，更不比白花花的大米饭耐看。甚至，人们还嫌弃它，被泥水沤过的红花草，将烂未烂，死蛔虫一般漂在水面上，散发着刺鼻的腐臭味儿。

深耕细作这个成语，我是早年在春天的田野上学来的。乡人将水田里的泥土翻过来，还不算完事。这只是深耕，接下来还要细作。细作的首要任务是将翻过的泥土弄碎，弄成稀泥，还要找平，泥在水下，田平如镜。

耕作过程中，使劲受累的不光是人，还有牛。甚至，牛的贡献比人还大。尽管牛只是配角，总是被人牵着鼻子使唤，牛能干的活儿人却不一定干得了。春耕时节，牛与人配合，先后运用三种农具，最早是犁，接着是耙，最后是耖。犁负责将水田里的泥土翻过身来，那活儿有点像破坏，打破了既有的格局。耙负责将翻过来的土块弄碎，那活儿很像是整治，收拾一个满目疮痍的乱局。耖负责将泥土找平，那活儿其实就是抽肥补瘦，哪里不平哪里去，直到平等均衡为止。犁和耖，是由牛拉人扶。耙，也是牛拉，人却是站在耙上，以增加压力，将泥土破得更细。

如今，这些农具在田野上肯定见不着了，要见它们只有去农业博物馆。我在北京参观过农业博物馆，见到那些不再使用的农具，不为开眼界，只为钩沉，打捞并不遥远的记忆。四五十年前身边事物，仿佛已经很遥远，让人觉得远在古代。

在水田里，被人牵着鼻子挥鞭驱使的耕牛，在我们那里多是水牛。水牛有一对弯曲近乎环形的犄角，一双鸭梨般的大眼睛，还有一副壮硕庞大的身躯。如今，吾乡人早不养牛了，回乡自然见不着水牛。偶尔见到水牛，是在图画上。

入画的水牛要么是和牧童在一起，它的背景是春风杨柳。要么是放养的水牛，独自在河边的草地上低头啃青，水牛背上驮着一只牛背鹭。那一对看起来并不相干的动物，往往出人意料地搞到一起。别看它们一个庞大，一个小巧，一个笨拙，一个灵敏，一个在地上走，一个在天上飞，它俩却在画面上搭配得非常和谐。

和谐的双方，就是彼此需要对方。鸟飞累了，要找个安全的地方栖息，宽阔的水牛脊背，是鸟儿放心落脚的去处。水牛啃草，久了也累，寂寞乏味，有个小朋友陪陪它，倒也挺好。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让它俩和谐。水牛身上好招牛虻，鸟儿则是捕虫高手。鸟儿为牛除害，牛为鸟儿提供食物。有了这重互惠互利的关系，水牛不拒飞鸟，飞鸟也不嫌弃水牛，它俩便是天生的一对。在画家眼里，这种和谐搭配便是美。

至于牧童横坐在水牛背上，牧童口衔一枚短笛，更是别有一番意趣。牧童将劳作变成了享受，老水牛也不在乎背上坐个小童子，童子的笛声，让老水牛轻松愉快。

吾乡人爱说一句话，牛背上搭把草。牧童坐在水牛背上，很可能在老水牛眼里就是背上搭载了一把草。老水牛根本不在乎，它把自己当骆驼，牧童只是它背上的驼峰。高出一块，也是自己身上肉。

我从那个年代走来，我从村子里走出来，只因我出生晚了些，或者离开村子早了些，我才没有成为耕牛后面那个操持犁耙耖的人。但是，我曾经是水牛背上那个横坐的童子。口衔春日柳条抽骨留皮做成的柳笛，吹出绿色小调,惹得春燕、黄鹂绕着老水牛上下翻飞。老水牛可爱听柳笛啦，柳笛声中，水牛啃草，津津有味。

村子里有一句俗语：骑马没遇见亲家，骑牛遇见了亲家。在吾村人心目中，骑牛是没有出息的，小放牛嘛。骑上高头大马才有出息，那可是威风凛凛的大将军啊。我这几十年尚未骑过大白马，只在童年时代骑过生产队的老水牛，我注定是个没出息的人哪。我并不向往骑白马，倒是怀念当年的骑牛时光。

后来我还找到了许多自我安慰的理由。譬如，因为骑过老水牛，我便有了别人没有的资历，有过一些富于古意的生活体验。现在的年轻人，看到牧童骑水牛的图画，指不定有多羡慕呢，生在古代多好，还能骑牛。再如，我曾经在书上看到这样的画面，几千年前伴随紫气东来的老子出关西去，他骑的不是高头大马，而是一头长有一对长角的青牛。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能说出此等貌似浅显实则深奥道理的老子，总不至于因他骑牛就说他老人家也没出息吧。

原来，乡人的话并不是完全可信。即便如今，有马立于面前，我并不想骑上去，征服和驾驭的欲望只是一双不想穿的旧皮鞋，早已扔弃垃圾箱。若有骑牛的机会，我倒是想再骑一次。无论是老水牛，还是黄牛或青牛，只怕它们都不欢迎这位似曾相识的骑行客了。

骑在牛背上的人，要么是天真无邪的牧童，要么是仙风道骨的老子，才能构成一幅生动的图画。

果真有一头老水牛站在我的面前，我不可能重新骑上牛背。只能想象，我还是那头老水牛背上口衔柳笛的童子。

四

三十年前，我们那里作兴种植双季水稻。早稻秧苗须在立夏之前落根水田，迟了，晚稻生长发育的有效时间就不够了。早稻插秧前后持续半个月，大约自谷雨开始。

世代以种稻为生的乡人，稻就是他们的命。命有多重，乡人看稻就有多重。秧是稻之苗，好秧出好稻。乡人对于早稻插秧尤为重视，开秧门那天，家家户户杀鸡烹鱼，弄出一桌好菜，以自己理解的方式来庆贺一年当中最重大的农事开始。明明好菜都是自己吃了，乡人却认为那是供奉了神仙。在乡人心中，秧有秧神，人在插秧之前祭拜了秧神，就会得到秧神的护佑，这一季农事风调雨顺，无灾无害，水稻能获大丰收。

从池塘里捞起的稻种子，撒在浅水秧田里，在透明的塑料薄膜和一日比一日更暖的阳光共同作用下，仅仅十来天便长成五寸长的秧苗。第一次拔秧、插秧，就是乡人心目中的开秧门，多半选在晴暖的日子。那必须是一个好日子，秧门一开，金谷涌来。开秧门的日子，乃至整个插秧的过程，田野里有人的地方，都能听到笑语声。我时常回想，当年的人真的太容易满足，不像后来人，对于欢声笑语吝啬得很，似乎那东西弥足珍贵，用之即损，非必要不使用。

其实，水稻插秧的日子，并不是乡人的轻松时刻。那种体力活，累人不说，还很有些捉弄人的意味。人是习惯于直立行走的物种，可在插秧的过程中，人无法直立，全程都是弓腰劳作。在水面上下不停运作的双手，与支撑人身体平衡的两条腿，构成了插秧人的基本姿势。从旁边看，插秧的人就像在水田里爬行的巨型水生动物。那种爬行还不是朝前爬，它是朝后倒爬。秧苗到了跟前，人就后退一步。插秧的人步步后退，一直在给横平竖直的秧苗方阵让路。到整个水田布满秧苗为止，人才直起腰身，对着绿意萌动的水田，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有点像练字的学童在写字纸上填满了所有的方格，那一刻他有完成任务的成就感。

谷雨前后那段时间，并非日日晴好。和风细雨不须归，在那些时日也是常见的人事。水稻秧苗栽插季节性强，能早一天，乡人绝不推迟一天。乡人有句俗语，早插稻秧早生根，早养儿子早得力。栽插秧苗跟养儿传代一样宜早不宜迟，乡人不会因为下雨就推迟插秧。雨天照样插秧，那时鲜见雨衣，乡人穿蓑衣、戴斗笠。那种装束古朴的人，又是匍匐在水田里双手劳作，更易让人产生遇见爬行动物的错觉。

若干年后，远离水田，我曾坐在自家客厅里，百无聊赖地追看一些狗血宫廷电视连续剧。在看到剧中大臣跪拜皇帝时，我总想到乡人栽插水稻秧苗的场景。那时刻，我便觉得俯身水田插秧的乡人，并不是早先印象中的水生爬行动物，他们是一群心怀敬畏正在虔诚朝拜圣上的大臣。被朝拜者，就是他们面前的绿色水稻秧苗。

当年，在家乡常听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说，他们是些没有皇帝都能过日子的人。起初听不太懂，随后想明白了。皇帝治理天下，没有皇帝统治岂不天下大乱？乡人说他们可以没有皇帝，意在说明他们是良民。驯良百姓，规矩行事，不会惹是生非。实际上，那些口说没有皇帝照样过日子的人，他们心中始终住着一位皇帝，水稻就是他们心中至高无上的皇帝。他们敢说没有皇帝同样过日子，却不敢说没有水稻也能过日子。一旦水田里产不出水稻，他们可就没法活命了。

民以食为天。早年在吾乡，看乡人躬身在水田里运动，我即明白这个道理。后来，我曾对许许多多人和事有过怀疑，对这句话却一直深信不疑。

五

种植水稻可不是将秧苗一插了事。后续的田间管理，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紧跟插秧的活儿，就是除草。

那时候，稻田除草剂尚还只是一个传说，稻田里杂草清除靠的是人工。这项活儿该是对应“耕耘”的“耘”吧，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耘”和“耕”相提并论，同样重要。“耕”而不“耘”，不会有好收成。从秧苗落地，到禾苗圆秆，要除三遍草。印象最深的是除头遍草。秧苗刚刚插下，根还没有长稳，除草的意义不完全是除草。即使稻田里没杂草，除草流程也不会省略。乡人借除头遍草的机会，将没有站稳的秧苗扶正插稳，在空白较大的地方填空补苗。当初插秧的手有点像书法家挥洒的羊毫，某一笔运行太快，留下了不该有的空白，写完字总会审视一番，偶尔补上一笔。同时，也通过除草的方式将秧苗根部附近的水搅浑，令泥浆泛起，带有泥浆的水浸泡水稻秧苗，水清泥落，能帮助秧苗尽快稳根。

除头遍草，乡人直接动手，不借助任何农具。双手是人最可靠的兄弟，无可依赖时，人就运动双手。跟插秧近似，此时乡人也是弯腰贴近于秧苗之上，两手在秧苗之间抓挠。那情形其实就是爬行，只是不像插秧那般倒爬。也像是人在俯身亲近秧苗，欲将水田里的秧苗搂在怀抱。每每看到那种场景，我便有另外一种感觉：秧苗不再是乡人朝拜的皇帝，秧苗已变成乡人无限怜爱的幼子。乡人怀抱它，抚爱它，期盼它快快长大。

除草到第二遍时，就很轻松了，人不需要弯腰，只需站着劳作。此时，人的手上持有一柄长杆的除草刀，铁制的除草刀是三角形，底宽五寸左右。人半侧着身子，一会左侧一会右侧，推拉除草刀，令刀口刮削稻禾周围的泥土，有草除草，没草松松泥土，可以帮助稻禾长得更快。

直着腰身，手臂伸缩自如，整个劳作过程有些抒情意味。乡人干起这种农活，心情往往很舒畅。除却活儿轻松，还有一个原因，此时的稻禾正在发育成长，业已初具模样了，从稻禾身上，乡人似乎闻到了稻花的气息，金色的稻谷雪白的米饭仿佛就在眼前。

我记忆中，田野上听到乡人唱山歌，都是给水稻除二遍草的时候。生产队里最爱唱山歌的是一位高个子圆脸黑皮肤的汉子，其时五十多岁吧，乡人都叫他大老爹。在吾乡的方言里，“老爹”是指丈夫，人们叫他“大老爹”，意在夸奖吧，认为他是条汉子。的确，他是一位能文能武的庄稼汉，文能唱山歌，嗓音洪亮，他一开唱，老远就听到。武呢，他力大如牛，干活挑重担，乡人仰视他。

遗憾的是，我只隐约记得他当年唱山歌的腔调，记不清他唱的是什么词儿。或许我根本就没听清过他唱的是什么词儿，我只是听到了他的唱腔。反正，知不知道词儿并不要紧，我能感受到那位在稻田里除草的大老爹，他心中有一种特别的快乐。不管他是真的快乐，还是苦中作乐。说实话，那年头，乡人的日子过得还是蛮苦的。那位经常挑一两百斤稻谷一口气跑到公社粮站的汉子，并未活到老，他如一棵繁茂的树突然间枯萎凋零。据说，他吃过的东西害了他。我曾想，该不是吾乡水田里产出的稻谷吧？记得当年乡人给水稻喷过名叫“1059”的农药。有人怀疑他是吃多了从水田里捡回去的被农药毒死的泥鳅，从前的稻田里鱼虾多，泥鳅尤其多。它们跟水田里出产的稻谷一样，原本都是一方水土上的养人之物。

若干年后，乡人在口粮品种与产地上可以选择时，大多选择北方产的稻米。我想象的理由是，北方气温低，虫害不大。有一年，我去黑龙江省龙江县考察水稻生产，见到了他们对外积极宣传的鸭稻田。起初听的不是太明白，到现场一看便清楚，鸭稻田即在稻田里养鸭。鸭吃稻田里的杂草和小虫小鱼小虾，人就省去了除草之累。同时鸭子都是直肠子货，即吃即拉，鸭粪又能给水稻施肥，真是一举多得。

实际上，类似的鸭稻田，吾乡也曾有过。村庄周边的稻田，每天都有附近人家成群结队的麻鸭前往嬉戏。麻鸭们是一个热热闹闹的团伙，在水田里一会用扁长的嘴巴在泥水里搜索食物，一会又抬起头来“嘎嘎嘎”地叫，似乎担心同伴走远了。现在回想起来，村庄周边的稻田，水稻并不见得比别处长得好多少。有鸭子经常来除草，人也没少费劲，三遍草一遍也没省略。

参观东北的鸭稻田时，世人在稻米的生产和消费上，已表现出一些返璞归真的意愿。在稻田里养鸭除草，听上去是一个让人放心的生态措施。那些年，许多地方水稻田里悄悄用上了除草剂，不再用人手工除草。

使用先进技术，的确是巧。大大减轻了人的劳动量，解放了人的双手。但它还是有些让人不放心，人还是怀念从前的拙朴。

六

水稻当然离不开水。水从天上来，稻谷地产，却也是老天爷赐予人间的养命之物。我们那块丘陵地区，看起来，水从两个方向来，一是天上，二是山上。说到底，水还是来自一个方向，天上。

关于这个问题，平时乡人不会去关心，可能没想过水到底是从哪里来。只有老天久不下雨，地上存水的地方都向天空亮了底，小河成了一条鹅卵石铺就无人行走的道路。人们这才发现山上也不来水了，原来水的源头在天上。

不缺水的时候，水就躺在人的眼前。稻田里，青悠悠的禾苗下面是澄澈透明的水。山间的池塘仿佛大地的眼睛，那时刻它们都是些肿眼泡，不是双眼皮。当然，有些水是闲不住的，它们躺不安生，以“躺”的同音字作为它们存在的态势——“淌”。小河流淌，淌进皖河；皖河流淌，淌进长江。到缺水的时候，人们才反应过来，多少珍贵的水就在他们眼皮底下白白溜走了。

缺水真是一件要命的事情。不单单要水稻的命，也要人的命。一旦缺水，村庄就不是原来的村庄了，人也不是原来的人了。池塘成为大地的枯眼，村庄面目狰狞。原先客客气气的乡里乡亲，转眼六亲不认，不如陌生人。

为了水，平时见面亲亲热热的邻里，说翻脸就翻脸，恶语相向还不够，大打出手也不稀奇。大约是在三十年前吧，每到秋旱季节，总会传来乡人之间吵架乃至打斗的消息。村子里的几十户人家，往上追溯三代 ，都沾亲带故，同龄人差不多都可以互称“老表”。为田里的水吵架，他们便一时忘却了自己从何而来，与站在对面朝他龇牙咧嘴挥舞拳头的人是什么关系，有多少平时绝不会出口的脏话，那一下子都如同打机关枪似的喷射出来。估计彼此健在的娘老子陡然耳根发烫，睡在土里已百十年的祖宗八代也会禁不住打几个喷嚏。

水啊，无情的水。为了它，即便不吵不打，也能让人送命。我小时候就是一个被水所害的苦孩子，在我五岁那年秋天，水要了我父亲的命。1968年，老天爷极不高兴，入夏后雨水就少，秋后根本不下雨。久旱不雨，池塘见底，稻田开裂，禾苗将枯。乡人揪心不已，见小河还有一线流水，便筑坝挽留，让水别走暂时聚集在河床上。

水往低处流，这是水的本性。稻田干枯，乡人却想让低处的水往高处流，流到稻田里，救活行将枯萎的禾苗。那年头，让水流向高处的办法不像后来那么简单，当时全靠人力。手摇或者脚蹬木制的水车，通过几个层级的反复搬运，将小河里的存水盘到稻田里。那种人力车水的场面我是见过的，甚至还有过尝试。偶尔干一下，倒还可以承受，时间长了，人是干不下去的。

我后来听说，我父亲干那手摇脚蹬将水从低处拉到高处的活儿，连续干了一个多月，没日没夜地干。将几口低洼处的野塘里的水，小河里拦路截住的水，全都弄到生产队的稻田里去了。倒是让一些稻叶打卷的禾苗起死回生，我父亲却倒在了生产队的稻田边。乡人以为他是太累了，需要休息一下。他那时已有好多个夜晚没合眼，大伙儿心想就让他躺地上睡一会吧。

谁知，那一睡，我父亲便没有起来。一个五岁的男孩，当年还没来得及记住父亲的长相，随后的几十年间，他怎么也想不起他父亲长的啥模样。这些年，我一想念父亲，就想起了家乡水田里的水稻。我一直喜欢看淡绿色的秧苗，深绿青翠的稻禾，风中飘扬的银白稻花，俯首泥土的金黄稻穗。早先我并不知道，为何我跟水稻投缘，水稻让我百看不厌。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父亲与水稻的关系。走在田野上，吾乡或他乡，只要见到水稻，我的眼前总会晃动一个模糊的身影。我知道，那是我的父亲。我见到了梦中都见不到的父亲，我的眼睛湿润了，像水稻脚下的水田。

父亲，早已将他年轻的生命融入吾乡的水田，成为不能缺水的水田里的一滴水，滋养水田里的水稻。每每在水稻身上，我总能闻到父亲的气息。那是青草的气息，阳光的气息，它唤醒我的记忆，给我力量。

七

在吾乡，曾有一个与水稻相关，使用频率极高的词语——“双抢”。那是一项高于一切、压倒一切的农业生产任务，它的许多细节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如今，它早已离开村庄，渐行渐远，令村庄里的年轻人对它陌生。

有一些年头，我们那里流行一句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此语流行的背景是，水田里产出的水稻乡人嫌少，不够吃。为了吃，人总是肯想办法的，心甘情愿吃尽苦头。

水田里一年一次产稻不够多，人就让它产两次。淮河以南，长江以北，那片丘陵地区，日照和气温差不多能满足每年种植两季水稻的需要。在吾乡，双季水稻的种植，仅我眼见就持续了三十多年。

我记得，当年的双季水稻种植时间，早稻是在清明育种，谷雨前后插秧，入暑后早稻先后成熟，进入收获期。晚稻必须在立秋前栽插下去，越早越好，迟一天便少一份收成，甚至颗粒无收。

头尾两个时点业已确定，中间的“双抢”便成定局，不抢不行。小暑到大暑，一个月时间内，完成早稻的收割，同时实现晚稻秧苗栽插到位，乡人的劳作必定呈现出“抢”的姿势。抢收早稻，抢插晚稻，两头都重要，一头也不能松劲。抢着吃饭，抢着睡觉，抢着走路，抢着干活。看起来抢的是时间，实际上抢的是稻谷。抢摆在眼前的稻谷，抢预期到来的稻谷。

长在水田里的稻谷，要将其收割起来，不是一件容易事。那年头，农业机械化只是一句鼓舞人心的响亮口号，水田里的活儿还是靠人干，能给人帮忙的是生产队饲养的黄牛和水牛一群大牲口。

收获早稻，得先将满田的稻禾砍柴一般割倒，一小堆一小堆码放整齐。被割倒的稻禾码成一小堆，其实不叫堆，叫铺。收割稻禾的工具叫镰刀，就是那个镰刀加铁锤著名徽章上的镰刀。它形如弦月，使用时当然是上弦月。没干过那活儿也能想象得出，割稻是一种弯腰活，就像镰刀本身的造型，割稻的人面朝泥水背朝苍天。成天弯腰，累不累就不用说了，弯过腰的人都知道持久弯腰是个啥滋味——说那是对人的惩罚，一点都不为过。我想说的是，在那个时间和地点弯腰干活尤其不容易。“双抢”是一年当中最炎热的时候，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人在水田里，俯身干活，下面泥水滚烫热气熏蒸，上面烈日曝晒，臂膀后背火辣。乡人进入“双抢”，皮肤首先做出适应性反应，一天红，二天紫，三天就变黑，一个“双抢”下来，身上会脱一层皮。吾乡人形容某种劫难，总说“不死也掉身皮”。现在回头去看，乡人爱说这句话可能是深有体会吧，就因为每年一次那场躲不掉的“双抢”。

割早稻还只是“双抢”的开始。接下来，要将稻谷与秸秆分离。当年的稻谷脱粒，主要使用两种农具，一种是古老的获桶，一种是有点现代色彩的脱粒机，但两者都靠人力。四方体木制获桶，由四人同时操作，一人一方。将码放在水田里的稻禾抄起来，谷穗朝下，斜着砸向桶壁，谷粒便离开秸秆，纷纷落到桶底。那活儿可不好干，只一个字足以表达：累。往桶壁砸谷穗，累。还有，在水田里将装有稻谷的四方木桶那个庞然大物移动换地方，更累。那时刻，四人喊着口号，同时出力，几乎使出了吃奶的力气。铁木结构的现代脱粒机也难伺候，靠人脚蹬踏板带动浑身铁刺的滚筒脱粒，劳作时人总是手忙脚乱，完全是一派“抢”的劲头。移动脱粒机更是困难，人站在踏板上，还得不断蹬踏板，使得脱粒机下沉，陷入泥土中。欲移动它，必须先将它从泥土中抬起来。那活儿，我曾尝试过，不是一个“累”字所能表达。在当时，我还干不了那活儿，我估计成年人里也不是所有人都干得了。

稻谷脱粒之后，要将新鲜秸秆用铡刀切碎，撒到水田里去。算是对水田产出一茬水稻的一种回报或补偿吧，发酵腐烂后会增加泥土的肥力。想起这个细节，我就特别佩服乡人，他们讲良心，对人，对地，甚至对牲口。譬如，“双抢”过后，乡人总会犒劳耕牛，给耕牛喂煮熟的黄豆，让那种嚼草为生的庞然大物，大口吞食人都舍不得吃的美食。

完成稻草还田，新一轮耕作开始。如同春耕，犁、耙、耖重新运动一番，将水田的泥土犁翻过来，切碎，找平，然后重新插秧，晚稻算种下去，整个“双抢”终于完成。

一个“双抢”下来，村里的男人和女人，不仅换了一层皮，还掉了一身肉。那年头，如果有谁把自己养得一白二胖，一定是被人羡慕嫉妒恨的对象。

不说“双抢”有多苦，只说吾乡人关于“双抢”的一个比喻：好女也怕生娃，好男也怕搞“双抢”。

从前女人生娃，可谓是鬼门关上走一趟。乡人将“双抢”与女人生娃相提并论，可见当年的“双抢”多不容易。

有些事难干，人还可以回避，在当年“双抢”却不能回避。这一点，可能也跟女人生孩子类似。

八

当年的生产队，在田畈中间留了一块地势稍微高一点的稻田，晒干泥土，碾压结实，作晒场用。从稻田里收获的稻谷，东南西北，汇集到中间的晒场上。摊开，晒干，团堆，临时存放。

大约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双抢”期间，学校放假，我曾经是那块场地上的临时主人。负责对从四面八方送来水淋淋的稻谷过秤登记，生产队凭以给社员计算工分。除过秤登记之外，我还负责满场稻谷的翻晒。翻动稻谷的工作主要靠脚完成，赤脚登场，双脚作犁，将铺在晒场上厚厚的谷层犁出一条条沟垄。新翻出的稻谷颜色深暗，晒过一会，颜色变浅，呈金黄色，便接着翻动。日头越紧，翻动就越勤。光阴不可浪费，日光也不可浪费，翻动越勤稻谷干得越快。

这活儿在当时算是最轻松的活儿了，生产队里将这份活儿派给我，明显是对我的关照。年纪尚小，还未顶力，干不了水田里的活儿，但又必须干活，便得到了这份很是合适的活儿。活儿轻松，我却干得非常卖力。这一遍刚刚犁完，稻谷颜色开始变淡，我又开始下一遍。看到稻谷迅速晒干，很有成就感，觉得我的工作很重要，为稻谷入仓把好关口。

说到入仓，我还记得，那些稻谷在晒场上不会停留多长时间，先有一部分进入大仓，剩下一部分才入到各家各户的小仓。

入大仓的稻谷，多半是在傍晚被一群青壮劳力挑走。大仓在公社所在地，离生产队晒场约三五里地。一担稻谷，满满两稻箩，足有一百五六十斤吧，不是棒劳力难以挑到那里。选择傍晚时间送过去，一方面是稻谷晒了一天，到傍晚，队长从地上抓起一把，随便捡几粒放到嘴里一咬，“咯嘣”脆响，确认稻谷晒干了，可以缴公粮了。另一方面，“双抢”尚未结束，挑担子跑路的活儿得等水田里活儿不能干了再来干，但又不能推迟到“双抢”之后，乡人只好利用晚上时间缴公粮。

到了入小仓的日子，那才是社员们最期盼的时刻。不过，真到了那个盼望已久的时候，也有人并不开心。生产队的工分和粮食分配两本账算出来，得知自家分不到足够的粮食时，有人脸上便布满愁容。哪能不愁呢？出现这种情况的人家都是孩子多，劳力少，在生产队里所得工分少。这些人家每年分得的粮食总不够吃，差不多年年闹春荒，青黄不接时，东家借西家欠，勉强糊口度日。到了新稻登场，即便债主不催，也得先将欠人家的稻谷还过去。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哪。把路走断了，以后就无路可走。有些年头，有的人家，早稻分到家，还了欠账，便所剩无几，能不伤心吗？！

有了这样的情况，在晒场上分稻谷时就有一些故事发生。吵架、打架，我都记不住了，记得住的是好些年我才遇见一次的典型事例。

那也是在傍晚，干完了一天的农活，大伙儿安安心心地聚集到晒场上分稻回家，家家户户都挑来了自家的空稻箩。晒场上人多嘴杂，叽叽喳喳，甚是热闹。社员各自用自家的稻箩装好稻谷，过秤，上账，而后挑回家。故事就发生在过秤、上账环节，那可是核心环节。有位老先生装满稻箩，没有过秤、上账，将一担稻谷径自挑回家去。他动作迅速，手脚麻利，很快便从家中挑着空稻箩返回晒场。

那件事，当场没人发现。待老先生回到晒场，再次装满稻箩，准备过秤时，问题来了。司秤员忽然反应过来，对那老先生说，你刚才挑回家的那担稻谷没有过秤。老先生支支吾吾，凑在马灯光里于秤杆上数星点的他，脸上红一块紫一块。晒场上所有的声音顿时停下来，出现闪电之后雷鸣之前令人恐怖的寂静。

接下来，一个女人歇斯底里的声音打破了尴尬的沉默。女人又哭又骂：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就想饿死我一家老小，算我老姑妈白养了你！

原来，捅破那层窗户纸的司秤员，竟是那位老先生的表兄弟。平时见面都是老表长老表短的，关键时刻别人没说他这位老表倒是说了，弄得老先生欲钻地缝。

因为一担稻谷，几十年的亲戚反目了。很长时间里，两家上下三代人见面不说话，路遇绕开走。

很多年后，谈起当年事，那位老先生已不介意：家里老老少少八九张嘴，总不能缝了几张吧。张开的嘴巴，都需要稻米填哪。

九

有一段时间，乡人总嫌水田少，没能产出他们想要的那么多稻谷。听说遥远的北方虎头山变成了良田，他们兴奋不已。吾乡的自然条件比人家那儿好得多，虎头山能变良田，种出了高粱玉米，确信吾乡所有的地方都能种水稻。

他们还不算头脑太发热，选了一座低矮的小山丘，将山上的树砍掉，挖山顶的土填到山脚下。整整忙乎三个冬天，终于将一座小山丘变成一块大田。面积的确不小，足有十几亩吧，比生产队里原有的田块个头大很多。

可是，那块大田，仅有田亩的模样，却无田亩的功能。它的泥土是黄色黏土，而水田里的泥土都是乌黑的。还有，那块大田据说是个筛子底，给它灌多少水都没用，不知漏到哪儿去了。就算给它铺上一层黑油油的肥土，存不住水也种不了庄稼。

乡人祖祖辈辈种庄稼，哪个不是行家里手，当初他们就没想到这些问题？那块大田开出来之后，从未种成庄稼。撂荒好多年后，有人在大田里建窑取土烧砖，砖也不够结实，黏土的黏性不够，又含有太多砂石。烧出来的砖卖不掉，烂成渣。筑在大田里的那口土窑，被人遗弃，借着一次风雨的机会自己垮塌。几十年后，那块不长庄稼也不生草木的大田，俨然成为村庄身上一块顽固的伤疤。那是一块难以痊愈的伤疤，一到雨天，它就流脓。黄色的脓水污染了附近的水田，影响水稻收成，影响周边道路通行。

那块大田的艰难形成与不得已废弃，让乡人明白了一个道理，水田是上天赐予的，地上的水田数量有限，不是人想创造就能创造出来的。好好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吧，地养人，人也该养地。把地养好了，子子孙孙都有白米饭吃。

人大多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的物种。吾乡那块在小山丘上开出来的大田，一直不长庄稼，甚至草也不生，就一直赤裸裸地晾在太阳底下，成为乡人心头的一块疤痕。好多年后，又刮来一阵风，乡人将另外一座小山丘上的树全部砍掉，地表土翻过来，分割成一垄垄地块。据说，整出了地块乡人就可以拿到钱。听到这个消息，我不用想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乡人可能不明白，在他们目所不及之处，甚至远在千里之外，已有大块的稻田或者麦地被钢筋水泥吞噬了。近年来，钢筋水泥的千军万马来势汹汹，铁蹄踏破了城市周边大片庄稼地。大口大口地吞进庄稼地，城市心宽体胖，大腹便便。

那些在小山丘上开出来的地块能种啥呢？当然不能种水稻。小麦、红薯可能一时也种不了，那种含有许多砂石的生地，要想变成能种庄稼的熟地，需要足够的时光来浸润它，感化它。十年，二十年，甚至一百年吧。

这些年，吾乡的水田，业已从各家各户手中流转到种粮大户手上。一般人家到时间从种粮大户手上拿钱，不再关心什么时候插秧，什么时候除草，也不关心水稻的收成。村子里，老房子早就拆除了，新盖的楼房里都没建仓房。稻谷几乎不进农家门，锅灶边存放的是袋装的大米。吃完一袋，再买一袋回来。

现在种田的节奏慢下来了，不再像从前那样抢季节。不必“双抢”，甚至一抢都不用抢了。田里的水稻和村里的老人一样，岁月静好，日子安逸。

我从内心里感激一位被世人尊为“水稻之父”的老人。他老人家几十年来一直泡在水田里，打入水稻内部，倾听水稻的心声，探寻水稻的秘密。老人家在水稻的种子上下功夫，一次又一次刷新了水稻的单产纪录。甚至以种子的力量拓展水田，在海水滩涂和盐碱地里种植水稻。

尊崇的同时，我对老人家偶有微词，他老人家做得太多太好了。谷丰致贱，稻米在人心目中位置下降，误以为稻谷来得不难，少种一点也没问题。

我曾跟朋友开玩笑说，二十年来，那一大批靠圈地盖楼发财的富豪们真该感谢“杂交水稻之父”。没有他老人家观世音一般动员水稻高速繁衍子子孙孙，多产稻米普度众生，有人想在庄稼地里种出楼房，可能不是一件容易事。

好事往往也是坏事。慈悲为怀的“杂交水稻之父”，不顾年事已高，成天在水田里与水稻打成一片，估计他老人家没有工夫思考这个问题。

忧天的杞人也是出于好心。水田难得，还是留着它，用来种植水稻吧。

在茅庐和稻谷之间，假如有去有留，必须作出选择，估计绝大多数人都会选留稻谷。

人在家乡之外怀念家乡，我亦是在离开水田之后惦记水田，惦记稻乡事。

　　　2021年2月17日写于合肥

责任编辑丨张琳

人物简介

王张应：安徽潜山人，现居合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校客座教授。作品散见《诗刊》《清明》《安徽文学》《莽原》《飞天》《鸭绿江》《散文选刊》及《人民日报》《文汇报》等报刊。著有《那个时候》《祖母的村庄》《河街人家》《一个人的乡愁》《我对世界另眼相看》《渐行渐远的背影》《节气中的遇见》《草木诗心》《草木手记》（海外繁体字版）《闲说张恨水》等诗歌、小说、散文十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