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圆桌|走向寓言现实主义的“变形记”——读王光龙《长着鱼鳃的男人》

走向寓言现实主义的“变形记”

——读王光龙《长着鱼鳃的男人》

江飞

身处漫长的疫情时代，时常会想起卡夫卡和他的《变形记》来。《变形记》的伟大显然不在于写一个人如何变成一只大甲虫，而在于写出了荒诞的生活背后所隐藏的真实的现实，格里高尔的悲剧命运和临终前的无限悲凉，越来越让我们感同身受。在我看来，“生活”（the life）并不等于“现实”（the real），当下国内的某些写现实题材的、“反映现实生活”的所谓“现实主义”作品，常常误把经验的生活当作艺术的真实，充其量只是写了某些生活的表象，却并未写出现实以及比现实更加现实的“实在界”，这样的所谓“现实主义”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而是虚伪的现实主义。

有理论家早已指出，“面对被拜物教扭曲变形的生活，只有具备寓言现实主义的创作意识，即解放意识，才能构建起今天真正的现实主义”。寓言现实主义是基于对现实的解放意识而将生活重组为一系列具有真实寓言意义的故事，从而令已经被遮蔽和扭曲的琐碎生活重新“回归历史”——回到理解它何以发生、为何发生和将要怎样被改造的历史进程中。如果说传统现实主义旨在用“故事仿佛自己在发生”的叙事幻觉来激活人们的认同感，那么，寓言现实主义则通过“故事竟然可以这样发生”来激活人们用惊异的眼光重新打量我们的生活。作家王光龙有意将其中篇小说《长着鱼鳃的男人》（《厦门文学》2022年第12期）视作“魔幻现实主义”，而我则认为这是一部从传统现实主义走向寓言现实主义的“变形记”。

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改变了陌上村的既有秩序，更改变了杨千帆的个人命运，或者更准确地说，洪水改变了杨千帆与陌上村之间的历史关系。杨千帆和襁褓之中的小石榴，作为从天而降的“闯入者”出现在陌上村，被老村长莫成则收留，由此成为一个备受欺凌、卑微生存的“外乡人”，“整个陌上村像是一个莲蓬，而自己则是一只外来的蜜蜂，始终和这个村格格不入”。洪水的到来，使他变形为一个“长着鱼鳃的男人”，成为这个干旱缺水的陌上村的“拯救者”，并因此而享有至高无上的特权和威望，村民们都听从他的安排，在柏树上筑屋巢居，他“单独占据了中间一个大树杈，屋子比任何一家的都大”，并娶了一直钟情的莫家守寡的大儿媳春玉，一时间，他仿佛成了这片汪洋泽国的国王。可惜好景不长，洪水退去，他又迅速被村民们抛弃，甚至他的挚爱春玉也弃他而去。他成为被嘲笑的“住在树上的鱼人”，树下的土地已被重新分割，已无其立锥之地，于是他再次沦为了一个格格不入的遗弃者。从“闯入者”到“拯救者”再到“遗弃者”，杨千帆的命运随着洪水的来去而起伏，正如他腋下鱼鳃一样的伤口随之而开合，他终究做不成“美人鱼”，而只能体味到做一个“鱼人”比做“人”更像人，多么荒诞，多么充满戏剧性，又多么意味深长！

作者有意省略了杨千帆的“前史”——那可能是另一个悲情的故事，直接将来历不明的父女抛入这个干涸封闭的世界，小说最后也并未言明他的生死结局，留有一丝悬念。但可以预料的是，身体的变形虽然已经终结，但人性的扭曲变形才刚刚开始：他拎着锤子在闪电中奔赴大坝的身影，是决绝而险恶的，因为他迫切地需要再造一场洪水，来淹没这所有的一切，来重新实现自我的价值，来重新建立陌上村的秩序，或者说，来重新改造这个世界。他最想要的，不仅仅是食物，是女人，更是像鱼一样游刃有余、自由自在的自我，是他人最起码的尊重和认可，而得而复失的失落、疼痛与孤立，让他决定弃善从恶，铤而走险——这是人性的必然选择，也是他者和环境的逼迫，归根结底，是一个人带着复仇之心义无反顾地走向毁灭，正如在冷漠的公共性中作为个体性存在的格里高尔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

显而易见，作者试图把小说打造成一个“中西合璧”的寓言。故事的框架是西式的，陌上村成为“世界”的隐喻，杨千帆成为“诺亚”的隐喻，巨大的柏树成为“诺亚方舟”的隐喻。而故事的内在逻辑和伦理道德又是中式的，比如对外乡人的歧视与欺侮，陌上村所恪守的宗法制和贞节观，等等。饶有意味的是，当生存成为第一需要的时候，村民们毫不犹豫地弃道德如敝屣，竞相出卖肉体与尊严，讨好杨千帆和莫少安，将村长和他大儿子的骨灰盒一起抛进了洪水里，并为少了一个人分食物而松了一口气。人性之恶犹如洪水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如果不是洪水退去，很难预料谁会成为下一个牺牲者。重新回到陆地耕作的村民，也并未放弃作恶，他们在水里安装电网，再次将莫少安置入死地：这真是让人无法回避又无法直面的残酷“现实”！

“创世纪”的西方故事意在让人类反省自身的原罪，感恩上帝的拯救，所以在大洪水退却后，在诺亚方舟上躲避洪水的诺亚和他的家人、动物走出方舟。他建造了一座祭坛，向上帝献祭，感谢拯救之恩。上帝决定今后不再用洪水毁灭人类，并以彩虹为记，作为他与地上一切生物和好的标记。而小说没有直接书写一个司空见惯的乡村题材的中国故事，而是有意摈除西方故事原有的宗教意味，将现实主义的乡村叙事融入荒诞不经的寓言叙事之中，从而创造出一个新的寓言现实主义的“中国故事”，凸显实用主义村民（人类）的不可救药，冥顽不化，这显然带有反思和批判国民性的意味。小说中，作者仿佛不经意地提及，莫成则的大儿子在许多年前也曾抡起铁锤准备砸开大坝，而被闪电劈死，随后“天上下起了大雨，村里也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这似乎暗示着，陌上村永无宁日，总会在干旱与洪水之间徘徊往复，也总会有不自量力之人死于非命，这是历史的轮回，抑或是人类必须要为其永恒之恶经受惩罚的天意，在世界毁灭之前，闪电总会比彩虹先期抵达——这恐怕是小说深刻的寓意所在。

不难看出，这种寓言现实主义通过创作可以破坏故事的故事，来呈现“实在界”的魔力，让人们不仅看到“故事”带来的“现实”，同时还看到“现实”是如何参与“故事”的编造，从而让读者或观者“领悟”那些塑造幻象的力量和这种力量的虚弱。从这个意义上说，“寓言现实主义”就是借助传统的现实主义又破坏这种现实主义，从传统的现实主义的书写和描绘中，来发现无法完成自身意义的叙述的东西，也就是被现实主义编码方式无法编码的东西——那些“实在界/真实”的碎片，从而令其变成实在界的寓言。

由这篇“树上的鱼人”，我还不由地想起此前曾读过王光龙的另外一篇小说《树上的羊人》（《安徽文学》2020年第11期）。《树上的羊人》是将一个爱情悲剧套进一个成长故事中，既有对仁义道德“吃人”的审视与批判，又有对成人世界的反思和揭示，总体来看，是一篇充满着含混性、多义性和求解性的成人童话。相较而言，两个文本成为有趣的互文本，比如二者都有一个名叫“小石榴”的小姑娘，都有一对相依为命的父女，都有不怀好意的一个村庄和一群村民，都有意模糊和淡化时空背景，打破惯常的叙事模式，如此等等。尽管这种模式也可能会成为某种窠臼，但毋庸置疑，作为经过文学理论专业学习的作家，王光龙深谙传统现实主义的利弊，也知晓现代派先锋小说的长短，因而既对人在特殊情境下的变形情有独钟，又对现实情境下的复杂人性富有洞见，他试图通过想象力与洞察力的融合，通过寓言现实主义的创造，来“重建现实主义”的新入口。

让我们的当下创作脱离那些故事讲述的刻板方式，脱离既有的观念模式对作家想象力的束缚，脱离“伪现实主义”的自欺欺人，从而再次显示现实主义的光辉力量，这无疑是这篇小说的启示意义所在。

（《厦门文学》2023年第4期）

江飞，1981年生，安庆师范大学美学与文艺评论研究中心主任，人文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委员，硕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复旦大学访问学者，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安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主要从事文艺学、美学研究和当代文学批评。已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等权威报刊发表论文100余篇，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全文转载；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和一般项目等多项。出版《文学性：雅各布森语言诗学研究》《朱光潜尽性全人教育思想》《理想与诗意——江飞文学评论集》等著作。曾获全国文艺评论奖、安徽省社会科学奖、安徽省文艺评论奖、北京师范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