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晚报》发表对季宇的专访

季宇新作《王朝的余晖：淮军1862-1900》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本书从1860年前后晚清政坛动荡写起，到1900年庚子国变后结束，书写了清末重臣李鸿章创建、发展淮军的始末以及淮系集团不断演变、壮大直到最终覆灭的历程。在接受新安晚报、安徽网、大皖新闻记者专访时，季宇直言，退休后写作的功利色彩淡了不少，写作成了一种爱好，也是一种生活常态。“安徽文化资源是一个富矿，我一直情有独钟，写起来也得天独厚。”

新安：晚清历史十分丰富，您对这段历史十分熟悉并深耕多年，那创作这部《王朝的余晖》的动因是什么？

季宇：晚清历史和人物作品，我写过一些。如徽商题材的《新安家族》《徽商》等；如辛亥革命题材的《共和，1911》《江淮雄风》等；如反映晚清历史的《清朝大崩溃》等；还有清末民初的《段祺瑞传》《权力的十字架》等。淮军这个题材，早在2009年，安徽电视台拍摄十集大型纪录片《淮军》时，我受邀担任撰稿，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关注这个题材了。

淮军最早是从安徽走出去的，后来逐步壮大，成为晚清王朝最大的政治、军事集团，前后贯穿了晚清四十年的历史。关于晚清的书有很多，但《王朝的余晖》从淮军兴衰这个角度来观察晚清四十年的历史，这就与其它写晚清的书有了区别。此外，淮军是从安徽走出去的，地域色彩浓郁，这也让我很感兴趣。安徽文化资源是一个富矿，我一直情有独钟，写起来也得天独厚。

新安：能不能说，淮军史就是一部晚清史，也是晚清军事史。

季宇：淮军的历史从同治初年开始，到庚子事变结束，贯穿了整个晚清历史。可以说，一部淮军史就是一部晚清史。晚清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为了改变积弱，中国社会各阶层都在艰苦探索，寻找出路。从这个角度说，淮军的兴衰史也是一部社会各阶层艰难探索，奋力求生的大历史。这些都是我极力想表现的。

在写这本书时，我有两点感触较深。一是晚清时，西方列强为了瓜分中国，多次挑起侵略战争。淮军作为国家武装力量的中坚，成为抗击外敌入侵的主力。他们中涌现出了许多爱国将领，像吴长庆、潘鼎新、刘秉璋、刘铭传、左宝贵、邓世昌、聂士成等。虽然晚清对外战争（除中法战争外），大多以惨败告终，但在这些过程中，一些淮军将领所表现出的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却令人感动，像左宝贵、丁世昌、聂士成等都死得非常悲壮。他们不愧是民族英雄，永远值得缅怀。

二是当时的淮军集中了许多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人才，其中有一批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人，非常可贵。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开始轰轰烈烈地兴起。随着“蒸汽时代”的到来，西方列强迅速崛起。然而，经历过康乾盛世的清王朝依然沉浸在昔日的辉煌中。对于世界大势，当时大多数国人都浑浑噩噩，一无所知。但淮军中有一批人最早接触到西方的先进文明。有句话叫“中堂勋业洋枪始”，就是说，淮军进入上海后，是最早接触到洋枪洋炮的。当时中国还是冷兵器时代，淮军接触到洋枪洋炮，便开始换装。这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开始，也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开始。后来，淮军中很多人物都投入了洋务运动。他们主张师夷之长技，在中国办新式教育，兴办各种新型企业，如机器制造局、江南造船厂、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总局、唐胥铁路、漠河金矿等等。1870年，李鸿章在直隶总督任上启动了第一批留美幼童计划，更是堪称中国教育史上一大创举。

新安：晚清是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书里众多的线索和视角，作为一个创作者，最大的难点在哪里？

季宇：这本书的历史跨度大，人物众多。从1862年至1900年，这是清王朝走向衰落的几十年，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所以说风云变幻，一点也不为过。淮军鼎盛时，有十一个军系，二百多营。淮系的重要人物，省部级文职高官（如总督、巡抚、尚书、侍郎）有三十八人之多；至于武职，像提督和总兵数量更是惊人，约有一千三百人之多，其中有七百多人为土生土长的安徽人。晚清的历史又极为复杂，各个派系之间、朝廷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矛盾更是错综复杂，如何在四十万字的作品中把这些都有机地表现出来，在结构和写作上有一定难度，需要动点脑筋。

再者就是如何写出每个人不同的性格，性格要靠细节来支撑。我这本书是非虚构，不能瞎编，每个细节，每个场景，包括对话，都要有出处，有根据。出版社也是这样要求的，责编王蔚先生与我沟通时就多次强调。为此，我花费不少精力去查阅史料，包括笔记、回忆、文档、通信等，从中一点点耙梳、寻找，的确费了不少劲。

新安：书中虽然引用了大量的史料，但读起来却非常生动，也非常好读。您好像在写人上花了不少工夫？

季宇：是的，我是作家，我和历史学者的关注点有很大不同。历史学者高屋建瓴，比较注重宏观的历史以及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作为作家，我比较关注故事，关注个体活动，特别是注重怎么写好人物。写好人物，关键是要写性格。比如，曾国藩与李鸿章都是“中兴名臣”，李鸿章还是曾国藩的学生，但他们的行事风格有很大差异。曾国藩为人师表，追求完美，但李鸿章是实用主义者，他做事注重结果，不在乎手段。曾国藩用人讲究出身和品行，可李鸿章不管这一套，只要有能力，能够为己所用，不论鸡鸣狗盗之徒，一律来者不拒。他还善于笼络收买人心，凡跟着他干的人，他给官给钱，从不吝啬。他有一句名言：“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不助人，谁肯助我？”

左宗棠的性格也极有特点。他为人强势，做事霸蛮，就连曾国藩也不放在眼里。他是举人出身，由于没考上进士，所以对进士很不待见，提拔干部也多用举人不用进士。这些在正史中也许无关紧要，但在文学作品中却多多益善。

还有人有多面性，不是非白即黑。如丁宝桢也是清代名臣，此人为官清廉，一声正气。慈禧手下的大太监安德海南下采办，作威作福，怨声载道，但人们敢怒不敢言，就连直隶总督曾国藩也不敢动他。可他到了山东地界，却被时任山东巡抚的丁宝桢一举拿下，斩首示众，这事轰动朝野。可就是这样的一位清官，却坚决反对为杨乃武与小白菜平反，为此他还大闹刑部，咆哮公堂，指着刑部尚书鼻子，骂他老迈糊涂。但事后证明，杨乃武与小白菜确系冤狱。人无完人。我认为，表现人物性格最好的办法就是写出他的多面性，这也是我多年写作的一点体会。

新安：“还原复杂历史的本来样貌”是很多创作者希望能做到的，那在您眼里，历史的本来样貌应该是什么样的，如何才能无限接近这个目标？

季宇：纪实文学，或者说非虚构作品，顾名思义就是以非虚构方式真实地反映生活，但对于历史，真正“还原”很难做到，我们能做的只能尽可能地接近历史。我写过不少这类作品，比如《共和，1911》《江淮雄风》等，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江淮雄风》可以说是第一本全景式的写安徽辛亥革命历史的书，这也算是我的一点小小贡献吧。我个人感到，要写好这类作品，需要做到真实性、客观性、思想性。

真实性，就是要提倡学者精神，把叙事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上，力避杜撰，最大限度地呈现或还原历史本来的样貌；客观性，就是不拔高，不贬低，力求真实；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则是思想性。一部好的非虚构作品必须注意发掘时代精神，用现代观点反映历史、解读历史。在《王朝的余晖》中，我对淮军由盛走向衰落也进行了反思。它们向西方学习，却不改变封建制度，还有腐败严重，这些痼疾都导致了它们无法摆脱旧式军队的宿命，最后跌落神坛。这与晚清王朝走向灭亡是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