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日报》重磅推出安徽四位作家的评论专版

编者按： 日前，由省委宣传部、省文联主办，省作协承办的第三、四届安徽当代原创文学作品研讨会举行。全国20余位文艺评论家就陈先发、陈斌先、余同友、朱斌峰的新创诗歌、小说进行了专题研讨。研讨会旨在提升安徽作家的影响力，助推文学皖军再崛起。本版摘登研讨会部分评论文章，以飨读者。

当代新诗的典型之作

《写碑之心》的“写碑”两字简洁而又深刻，留白也很多，意味深长。而这正体现了陈先发对本土性美学的追求。陈先发的语言，融合了古典诗歌的凝练和现代语言的灵活，内涵很丰富，表现力很强，超越了不中不西的翻译体，真正形成了自己的个人特色和美学方式，形成了一种强力的风格。在《九章》中，陈先发不仅仅限于对一首诗要求的完美，他开始追求整个结构的完整，体现了一种史诗的意识或史诗抱负。这史诗既是他自身的一种心灵史和精神史，同时也包含着社会史。他的这个结构是有着开放性的，是把社会的各个方面，天地万物、社会经济、众生百态，整体涵盖在里面的一个体系。在这方面，陈先发达到了一个典范性的创作状态。

诗歌和真知的涵融

苗霞（河南大学副教授）

陈先发的诗歌在结构形态和价值辩证上呈现出多维特征，而其中最大的维面就是其主智特征，其他维面都是在此衍生而出的。陈先发的诗以智见长，符合当代诗坛一部分诗人的诗歌哲理化追求趋向。而陈先发哲理化的诗歌追求，尤其是在感性向知性的转换方面又有着自己的独异之处，他走的是哲理化的偏锋殊路，险怪奇崛、用思艰险、新异瘦硬、深婉拗峭是其最显豁的美学风格。确立陈先发诗歌在当代文坛上不俗价值的原因，固然有其精深的哲学思辨之功，但最根本的正在于其独特的语体风格，这种语体风格完美地体现出了诗和思、真与美的碰撞和涵融。

优秀的语言质感

王干（《小说选刊》副主编）

余同友和朱斌峰小说有一个共同的优点：小说的语言是小说的。这话像绕口令，但是我要讲一下为什么他们小说的语言是小说的？有一个文体叫网络文学。网络文学跟我们现在讨论的小说是不一样的。网络小说跟我们这个小说什么区别？我们只看余同友和朱斌峰的小说就发现一个很大的区别。两个人语言非常有弹性，不只是去表述一个事，不是一个判断句，网络小说基本是一个判断句，我们现代小说语言是有弹性的，柔软的，从这点讲我感觉余同友和朱斌峰小说是非常具有优秀小说家的质地的。他们两个人小说各具特点，朱斌峰喜欢福克纳多一些，余同友好像比朱斌峰更敞开一些，更行走一些，有更强的想象力，有穿越等新的元素，他们继承了先锋小说、新潮小说特点，又拓展了新的领域。

对古典文化的回溯

何言宏（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21世纪以来，在世界性和本土性的新的深刻交汇中，我们的诗人做出了新的文化选择和诗学选择，这一点在陈先发的创作与思考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可以用“心的诗学”来概括21世纪以来以陈先发为代表的一批诗人的诗学文化取向。这个“心”字最主要的含义就是价值理念。那么陈先发的诗学，其实就是一种文化选择与文化建构，就有要接续我们的精神文化传统。他的很多创作，都有回到古代的倾向，都是在向我们精神文化传统的回归与致敬。总之，陈先发是21世纪中国具有代表性和经典性的一位重要诗人，他有自己个体化的诗学观念体系，并在创作上有充分体现，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艺术反转的巧妙设定

王春林（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响郢》可以被切割为两大部分。第一章至第七章，为第一部分。这一部分的叙事过程中，作家虽然也偶然会跳出响郢，穿插交代外部世界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其主体笔触却一直停留在响郢内部，叙述着董、孙、廖三家曾经的与现在的响郢。就在读者差不多要断定《响郢》是一部家族小说的时候，陈斌先的笔触却于看似不经意间发生了一种出人意料的艺术反转。

如果说此前的矛盾集中在董、孙、廖三家响郢之间，属于家族之间的碰撞与争斗，那么，第八章开始，伴随着董风梁与孙家树这两位接受了现代革命思想或者说革命现代性思想影响的人物重返故乡，小说的基本矛盾就已经明显转换。看似家族小说的《响郢》也就随之脱胎换骨地变成了一部现代社会小说。究其根本，陈斌先《响郢》思想艺术的成功，与如此一种艺术反转的巧妙设定，存在着不容忽略的内在紧密关联。   

生活的与文化的小说

刘琼（《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部主任）

余同友的小说是生活的小说，不是观念的小说，他的文本有特别强烈的感受，不是从各种观念来的小说，他是生活的小说，他提供了特别丰富的生活总量和生活常识在里面，生活总量和常识也一定是贴近当下的。余同友的小说是文化的小说，而不是感性的小说，为什么是文化的小说？它的指向性非常明确，我们说的文化是一个大文化，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总和，对我们当下人类情感、生活、生产方式真实的观察和表现，特别是新旧生产方式带来的包括伦理道德判断表现的变化。我自己最喜欢的《天花板上的狐精》，这里面文化指向特别明确，作家写出来的一定是人性的小说，个性非常强。

全新的诗学实践

钱文亮（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中国当代诗歌近30年来的总体发展趋势是诗歌维度的不断丰富，这样一个发展的结果，就是新世纪以来一批优秀诗人写作实践中所普遍表现出来的诗学上的综合意识和总结意识。陈先发继承了九叶诗派“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的写作传统，通过其富有挑战性的语言实践，使自己的写作极大地包容了自我与时代的复杂性。陈先发开阔的文明视野和高度自觉的现代诗学意识使得他至今仍然活跃在当代中国诗歌实践的前沿，他已有的诗歌成就已经证明了他是当代中国屈指可数的一流诗人，他在诗学上的精进也许已经足以显示一个大诗人的潜力。

刘汀 （《人民文学》编辑）

一个响郢，也就是一个微缩的近代中国。从写作的意图上看，这部书也有着这样的野心。自新文学以来，乡土小说一直是中国文学中的重要部分，无论是鲁迅等人的乡土作品，还是柳青、浩然等人的乡土小说，抑或是新时期以来莫言、贾平凹、陈忠实等人的乡土小说，大多遵循着是展示乡土愚昧或乡土启蒙两个路径。《响郢》似乎与这两类都不太相同，这是一个含混的文本，它重在展现一种乡土伦理的顽固性和重复性，尽管现代革命力量已经进入，但要想真正更新这些观念，却需要更长的时间。综合起来看，作为一部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响郢》的价值可能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叙述乡土的方式，并通过这样的叙事，让读者了解到了“响郢”作为一个文化史概念的背景和内涵，了解到围绕着响郢这个文化符号的风俗和人情。

建构文学生态和文本丰富性

潘小平 （安徽省作协副主席）

余同友的小说表现出了70后作家共同性，自我的艺术知觉很好，不大追求作品内部的意义建构，大量面对边缘性日常生活，保持非常敏锐的历史感知力，从自身的感情出发，细节和情绪处理上非常感性，而且非常曼妙。他是写作诗歌出身，因此，他的小说充满了丰沛的诗意，他又是江南人，杏花春雨江南作为一个隐性审美基因定义他小说叙事特性，萦绕在他的文字之间。他的小说叙事具有这样的特性，也建构了一个日常生活诗学。

朱斌峰更特殊一些，他是先锋潮流消退以后成长起来的先锋写作者，有点错位的感觉，整个小说叙事姿态是狐疑、警醒、孤立、绝望的，艺术的特质很好，他在安徽的作家中也是一种异质性表现，他们两个在安徽年轻一代作家里面是异质性的存在。对于安徽文学生态和文本丰富性而言，他们两个作家有着特殊意义。

“骚体”传统的现代传承

张德明（岭南师范学院教授）

作为当代中国诗坛极具活力、极有实力的优秀诗人，陈先发是有着突出的美学自觉和文学史野心的人，在三十余载的创作实践中，他一直在努力探求着新诗与古典文学 （尤其是古典诗歌）传统的有效联通，他的诗歌是现代性与古典性缠绕、传统回眸与当下反思融会的文学成果。其诗歌既体现着古典意绪的现代性表达，又自觉将传统人文品格嵌入现代诗的精神血脉中。近来相继出版的《写碑之心》与《九章》构成了陈先发诗歌创作当下状态的两个生动例证，如果说《写碑之心》流溢着令人流连的桐城遗韵的话，那么《九章》则是“骚体”传统的现代传承。这些诗歌已经从单纯的“地理灵性”诗学思维中超拔出来，向更为深广的传统文化根源处进发，试图在现代诗歌中接通“骚体”传统，重建新诗的民族美学。

响郢精神即民族精神

王达敏（安徽大学教授）

《响郢》写什么？写“响郢精神”，即中华民族精神。响郢以道德立世，道德决定着响郢的起伏跌宕，董家、孙家、廖家的彼此沉浮，唯系在此。但传统的道德伦理正逢乱世之秋，带有现代性的“革命伦理”登堂入室，并逐渐做大做强，最终取代了前者。在这种语境中，“响郢精神”如何表现、如何挺立，是个难题。 《响郢》将革命者的反思放到《后记》中，提升了小说的人性力量。总之，响郢文化现象也许好写，革命文化确实难写。陈斌先写好了革命文化，因为他在所有人物身上都有人性的底线，这个底线保证了革命合理性的表达。看完《响郢》，让人不自觉想起《红楼梦》《白鹿原》等。小说以道德立世，技术处理响郢精神与道德伦理的兼容，把人性放在反思革命文化的大背景中，尤其难能可贵。安徽小说创作这两年势头迅猛，长篇小说《响郢》无疑是重要收获。

写作境界的召唤

路文彬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两位作家在现代环境中成长起来，在你们小说里面，我看到虚幻界限的打破，看到了元小说的元素，看到了非常多的反讽，这是非常可贵的东西，你们也受到了很多当下网络小说的影响，穿越、奇幻，都是非常好的元素，让你们的小说不断前行。可以说，最好的小说对当代中国作家的召唤仍然是境界的召唤，技术包括语言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拼境界。

朱斌峰的作品和很多当代主流作家的作品是不一样的。朱斌峰写到很多的感官感受其实来自听觉，倾听这个世界，比所有人看到的世界抵达得更远。我们要回归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如何回归，其实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特点是听觉文化，不懂听觉文化只懂视觉文化，是西方人。朱斌峰的小说有很多真实的感官东西，用倾听的感官在和他的世界交往，因为听，我们的耳朵和审美紧紧相连，和我们的心灵紧密相关。

对于百年新诗的突破意义

许道军（上海大学副教授）

《九章》对于陈先发，对于中国百年新诗，都具有突破性意义。其中可说的很多，有三点值得重视：一是浓郁的生命悲悯意识。 《九章》的写作直面生老病死，抵达生存真相，并对万物与众生心怀悲悯。这是一种大彻大悟般的情感状态，也是一种大江大河般的情怀境界。二是强烈的文体自觉意识和诗学思想。 《九章》既直面个人生存事实，又植根于中国大地，超越了传统与西方，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等的区隔，又将传统与西方，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等化作气息，融入现在，溶于现实，不拘形迹，是其所是。三是高超的技巧。我们读陈先发的诗歌，很容易被他的思想、思辨、见识、深沉的情感所打动，却往往忽略他极其敏锐的感受力、匪夷所思的想象力、精准无比的表达力，忘记了他上述种种是经过了技巧处理的结果，忘记了他是一个技巧大师。

古典性与现代性的“合金”

胡亮 （诗歌评论家）

陈先发意识到，对于新诗，西洋，古典这两条路如今都已落空。特别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主导诗学观念，已经走向了末路，急需改变。那么怎么改变？陈先发走出了一条新路，他让两种看似矛盾的美学——现代性与古典性相撞相融，成为一种无缝的合金。在这种诗的合金里，古典性并非现代性的点缀之物，反之亦然，到最后，两者都已经不分彼此，在充分融合后生了一种新的美学。

陈先发汲取古典诗歌传统资源，写下了很多地理诗，轮回诗，幽灵诗。在这些诗歌里，古与今两种生活，人与鬼两种形态，中与外两种修辞，在一起充分辩论、交错与和解，呈现出一种更具包容性和超越性的美学风范。陈先发通过接力式也是个人化的写作，践行了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的主要论点，即让自己的写作基于传统又为传统增添新质，让曾经徘徊歧路的汉语诗歌出现了可期待的峰回路转。

对乡愁的呼唤

林金荣（中国作家出版社三审编辑）

“响郢”是什么意思？作家陈斌先说：“是响亮村庄的意思。 ”这个词是作家的创造。把长篇小说《响郢》读下来，明白了这个词的丰富含义：《响郢》就这样展开了董、孙、廖三家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恨情仇故事。读完全书，我一直沉浸在小说那些鲜活的场景和人物命运中。荡气回肠又耐人寻味，故事流畅好看，内涵复杂难言，这便是这部小说的魅力。小说呈现了经过两千年演变过程的儒家文化的半明半暗面目，一方面仁义礼智信始终含蕴温暖光辉，另一方面在宗法等级制度下，也常露出鲁迅所抨击的“吃人”凶相。如果说，乡愁的悲悯从乡绅文化被革命文化消解之时开始，现在的乡愁呼唤，才是对传统中国文化的继承的最好开始。遇见了《响郢》，感到格外珍贵。难能可贵的是作家在塑造任何一个人物形象时没有丝毫轻慢，而是脚踏实地地写活了一系列人物形象。

触摸人物内心的肌理

赵剑云（《飞天》编辑）

陈斌先的《响郢》是一部有着饱满情感力量的小说。陈斌先以朴实而真挚的叙事话语，生动地展现了在安徽寿春地区叫作响郢的董家、孙家、廖家三家的命运沉浮。 《响郢》是一部承载着命运、灵魂之重的家族生活的挽歌。小说娓娓讲述了这些人的无奈与痛楚，欲求与挣扎，可以说陈斌先以质朴，不加掩饰的浓郁的民间风味的叙事话语，触摸到了人物内心最细微的质感和肌理，在董风玲、董风堂以及孙家的老太爷和孙家树的人物塑造上尤为精彩。小说中的精彩情节随处可见，比如董凤玲和孙老太爷的较劲，董凤玲和孙家树之间很难言说的情感，董风堂对阿莲的爱，和阿莲死后他所表现的大爱和情谊等。读《响郢》这本充满了悲壮，高昂，凄婉的长篇小说，就好像在昏昏欲睡之时，迎面吹来了一股清新的微风。

从先锋技巧看小说语境

王晴飞（安徽省社科院文研所副研究员）

朱斌峰小说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镜子，当然也包括玻璃房系列，镜像可以看作人与自己和他人关系。整体布局上玻璃房系列小说有正篇和反篇的设计。我有点担心，对于先锋式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梦幻迷宫式的叙事，真实和虚幻叙述界限完全被打破了，有可能会让人物主体性迷失在他精心结构的语境当中。第二个是疯人叙事，朱斌峰也是非常喜欢使用疯人和狂人眼光观察世界的，这个意义来讲，他大部分小说其实可看作“狂人日记”。鲁迅的《狂人日记》里面，他的狂人代表觉醒者，同时也是真理的讲述者。朱斌峰的小说里面有类似的意思。

具体说到朱斌峰，我提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他先锋技巧已经非常成熟，文本结构也是很精致，如果能够忘掉既有的从西方来的现代作家、理论家的知识和技巧，只留下他们带来的见识和视角的话，他的作品比现在还要好一些。

追求叙事风格的独特性

张俊平 （鲁迅文学院教研部教师）

读了这本小说集发现了另一个朱斌峰，他细腻，敏感多疑，想象力开阔，又带着批判和反讽的力量。这是我对这部小说集整体的印象。这部集子里面八个中短篇，在题材和叙事上都体现了他鲜明的风格。作者有着明确的写作追求，我想这是一个成熟的小说家应该具备的特征。和悦洲系列基本为乡土小说，写爱情，写人的命运等。尽管在叙事手法上有不确定性，但是仍然具有很强的写作性。玻璃房系列具有后现代主义和先锋小说的特色，主要是写现代人境遇问题，写理性和压抑，荒诞和传统色彩比较强烈，有抽象性。尽管这两个系列的小说题材上有区别，但是在我看来，作者在小说叙事风格性和独特性上有追求，他善于制造叙事圈套，叙事本身成为一种文本，在小说题材以外增加小说的多位性和理解难度。

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良心

师力斌 (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北京文学》副主编)

《响郢》艺术精湛，思想深邃，堪称优秀，是中国乡土题材小说的新收获。小说最让人关注的，是其深邃的思想性。提出了现代历史过程中，政治斗争与良心的关系问题。崇高的政治革命目标与人民群众切近利益间的矛盾，革命大道理与民众小道理的矛盾，成为小说的重要线索。董风玲，董风梁，董风堂，李三，孙家芬，孙家树，这些卷入政治风云的人物，响郢“弄红”之后，是服从革命道理，还是遵循响郢传统，面临着良心考验。廖家德公与孙宝斋本来势不两立，其本质都是传统观念的维护者，是“良心”观的认同者。董风玲也是良心观的坚定捍卫者，她认为革命不能六亲不认，不能夺人财产，这就是响郢的规矩。大娘是草根群众“良心”观的典型。小说最后，第10章61节，达到了“良心”问题的高潮。太爷留给大娘的字，具有高度的象征性，在响郢的家族斗争中，真正败落的不是某家，而是他们共同的传统信念，在现代政治的冲击下，坚守良心的难能可贵。遵从良心，恰是小说最为深邃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