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二）

编者按：中国作协推出“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以来，省文联指导部署，省作协积极组织，协调引导，搭建平台，赋能皖军文学精品生产，推动安徽文学高质量发展。本期《安徽作家》“攀登”栏目，刊发储劲松、程保平的作品。

老洪琐事（外一篇）

程保平

一

此前，我曾远远看过洪哲燮先生。那时我上班才几年，是电台的一个小记者，一颗刚长圆的小青瓜。而他是报社副总编，我眼里的大官，一天到晚都绷着脸，眼光如刺刀，行走急匆匆，心里却总想着事。这让我发怵，觉得离远点好。

1987年深秋，天还有些热，某日我接到一个电话，说是洪哲燮，要我去他办公室一趟。八杆子打不到边，会有什么事呢？但我还是乖乖地去了。一见面，他就直接问，有女朋友吗？我老老实实地说，目前没有。他又问我家的情况。我说，家在农村，兄妹五个，我是老大。他说，有个女孩各方面条件都好，我介绍给你了。一副没商量的架势。我不置可否，算是尊重，也算认可。但后来见没见面，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可能对方一听我的情况就吓跑了。

我当时觉得，这做法怎么说都有点欠妥。但后来发现，这是老洪一贯的路数，凡事亲力亲为，一杆子到底。比如他当报社总编时，站在大门口抓考勤，卡着手表对迟到的人说，你又迟到了几分钟。再如开全体职工大会，某副职喝酒进来，他指着鼻子说，你又不想好了吗？还有个小记者，瞒着单位偷打结婚证，被他发现，当即被派到服务公司钉了大半年的广告牌。

稍微熟悉的人都知道，报社曾是一个出人才的地方。从政的有孙晓红、吴凤莲，后来都做到了副厅级。从文的有凌代坤、唐旺盛、李云、顾策，都成了有影响的专门家。没离开的人中有不少也是一顶一的，至今挑着报社的大梁。他们或是从老洪手上进来的，或是受了他的某些影响。报社原副总编董俊淮曾跟我在一个办公室编了几年的新闻稿，是一个温和、持中的老哥，多年后谈到日报，他说，报社总编好当，老洪早把架子搭好了。

退休后，老洪常到我办公室来聊天。我问，当初你做总编，把许多人都拒之门外，就不怕遭人忌讳，被穿小鞋吗？他一笑说，还真是。一次，市委孙书记介绍个人来，我看是学理工的，想都不想就回绝了。后来那人再找孙书记，孙书记哈哈一笑说，老洪就是那样的人，再换个单位吧。说到这里，他后悔地说，那时候真不懂事，再怎么着也不该挡着孙书记。

二

我被老洪领导过，但没在他手下工作过。除了那次见面，大约有十多年我没跟他搭上腔。后来我写了一篇稿子，是关于陈独秀的，登在文联的刊物《五松山》上，老洪看到，少有地夸了我好几年，弄得我心里虚虚的。但也心存感激，现在没几个人把文学当个东西，有这么个热心的前辈在前面顶着，对本地文学圈来说，总是一桩幸运的事。

也是从那时起，我才渐渐走近老洪。一月或半月，他会到我办公室来走走，不客套，抽抽烟，问问近况，说点文学，感叹韶华不再，往往能谈一二小时，走的时候满地都是烟灰。令人讶异的是，他的聊天内容新鲜，就连“躺平”这类新词比我知道的都早。不像有的老先生，几句话一说，我就觉得是上世纪的人。

老洪退休后，作协换届，经主席团研究，聘他为名誉主席。外地有作家过来，我偶尔也请他陪陪。铜陵习俗，饭前要打几牌，每到这时，老洪就摆摆手说不会，然后坐在一边想心思。作为写作人，我其实知道，他又在如切如磋，推呀敲的，构思某首诗了。为此我十分惭愧，不把时间花在写作上，能弄出什么玩意来？

老洪年轻时是诗人，后来从政放弃了写作，退休后又捡起了诗歌，搜肠刮肚，笔耕不辍，这十来年里出了三本诗集。我也见过，有人退休后立志创作，但写着写着就写丢了。这当然不是坏事，人就一辈子，怎么快活怎么活，但那是普通人的快乐，而老洪却愿意做一个不普通的人。

可是，做这么个人谈何容易？就说写作吧，有几部作品能穿越时光的魔障，在千百年后直达人心，让人在通感的同时，而感激涕零呢？作家潘军曾伤感地说，我也写了几十斤书，不就是想如唐诗那样，在后世留下一二行么？不知道老洪是否纠结过。

三

退休后的老洪身上少了杀气，显得云淡风轻，但一直注重形象。他来我办公室，多着深色衣衫，有暖色条纹时尚而热烈地变化着，说话在和气随便中，却依然节制和机警。一次我求教说，作协要换届，主席出力不讨好，我不想再干了，您看谁合适？他默默看我一会儿，又转移谈别的话题了。

跟老洪在一起聊天，时局有重要的分量，比如疫情、民生、市政、中美关系、社会思潮等，他还是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士大夫气概，但不同于很多退休官员，他的思考不是标准制式，而是自己的，其中很多观点深邃而尖锐，这对一个一生做新闻、抓意识形态的官员来说，真是一个特别。

当然也谈文学、文坛、诗歌、文学动态，谁出了诗集等等，但具体到某个人某首诗，由于观念不同，又由于不写诗，我常有躲闪。一次，说到海子，我说，我跟海子年龄接近，文化背景接近，读他的诗有一种通感。他反问，海子那叫诗吗？

这事我后来想了很久，最后就想到了天花板。每个人都有限制，成长的时代和地域，教育的背景和阅历，相互作用后，会形成固化的价值评判。一方面当然是好事，叫成熟，有尺度，但另一方面又是天花板，以老眼光看新问题。它提醒我，此后无论是人生还是写作，都须有开放和包容的心理。跟长者在一起，既长教益，又有警醒。

还有就是谈孩子。每次见面，他都会问问我孩子的情况，自然会夸夸，又说到自己的孙子，刚开头又匆匆打住，那种含在嘴里怕化了，握在手里怕碎了的神情，总让我动容。老洪年轻时忙事业，忽略了对子女的教育，以致孩子没达到他的标准，就把希望寄托在孙子身上。然而一个年轻人的成长，总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为此他一直纠结。

有一年，江西美术出版社总编陈征来铜采风，老洪和我们几个陪他上九华。在九华佛学院，院长藏学为陈征和老洪分别题字。一看到自己那一幅，老洪的脸色顿时大变。那题字是，舍得放下。

有道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若以此来概括老洪的一生，我觉得贴切，但也是这种入世的心理，让他有一个个牵挂，左右不能割舍。那次藏学是第一次见老洪，那是误打误开，还是拨云见日，我不清楚，但老洪那表情，在旁观的我看来，是华山论剑，云淡风轻中，有刀光剑影的惊心，也有被识破玄机后的尴尬。

四

老洪去世后，我告诫自己，不写他了。那原因复杂，比如他的特立独行，容易招来非议。再如接触不多，我不一定能懂他，写不好会画虎类猫。最主要的是钱钟书那句话影响了我，你要知道作者吗？那你去看他给别人写的传，他传就是自传。我怕一不小心露出猴子屁股，进而连累了老洪。

周末，我一个人在家练毛笔字，写着写着，就想到了老洪，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伤感。我仔细思量，他的砥砺而为，特立独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原来我是无意的，甚至是审视和保留的。但现在却觉得，不仅对我，也对时代和苍生，都有某种示范或指标的意义，不能就这样随着他的故去而流失、淹没了，我便改了主意。

董俊淮先生有不少时间是在老洪手下工作的。老洪去世后，他专程从合肥回来吊唁。我去看他，他讲了两个故事，一是老洪主持市委宣传部工作时，规定公车能私用，但要有理由，比如家里出大事，同时都得缴纳汽油费。老董认为，这在当时是人性化操作，又兼顾了工作制度。再一个是有次出差，老洪和他等四人要在路上用餐，老洪点了四道菜，每道菜只要半份，惹得服务员直瞪睛，结账时只花了40多元。

五

老洪这次病情来的突然。6月2日，他外出散步，可能是行吟，这是他惯常的路数，回家后腹部不适，就上医院了。门诊医生说，天热，可能是中暑，回去喝点水，休息一下就好了。哪知病情越来越重，到第二天早上再去医院，已经不能行走，直接被推进重症室。一查，是重症急性胰腺炎，一种非常凶险的病。

6月20日，我突然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说老洪病危，正在转往合肥治疗，他要我看看。原来，老洪跟省作协主席许春樵是忘年交，常有联系，那几日，许发现老洪没声音了，就几次追问情况，没有得到答复，只好到处找人，这才联系上了我。

我们到医院的时候，我看老洪浑身插满管子，目光游移，只顾喘气，像一床破败的旧絮，觉得此行凶多吉少。其实到合肥也是没得救，院方说，准备后事吧。家人就护着老洪回到铜陵。当天下午，老洪去世，享年78岁。

午间我跟几个朋友小酌，说到老洪，大家都伤感。我说，所谓四十而不惑，简直是扯淡，人生惶惑四十始。比如老洪一辈子砥砺前行，毫不松懈，结果还是水过无痕，连作品都将不免。即使作品得以传承，跟他也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人活在这世上，只能是不亏欠每一天，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他们同意我的意见。

戴聪行状

一

戴聪去世已经满七。这些日子，有关他的信息渐行渐淡，以至于无，不由让我产生错觉，他是否真的来过。

我今天在家翻箱倒柜，只找到一根镇纸，三个红包。镇纸是戴聪去年在外旅游时带给我的，当时我正在练书法。红包他倒常送，有二十来张，是他手工制作的，我没当回事，送人了，只剩下这三张。他还为我做过几个木制墨盒，我同样没当回事，也送人了。我以为，时间还长，没想到他竟然走了。

戴聪还送过我几次土花生、菜籽油，说是家产的，不花钱。我不收，他就改送太平特产臭干，每次来我办公室，都带三二十块，我送不了人，只好自己吃，往往要吃很多天。这种见客不空手的习惯在农村常见，但在城里却失之于繁琐，可见他是以乡村伦理待人的。

戴聪送我这些，也算顺便。他每年编两三期文学小报，是自掏腰包，自写自编的那种，刊名叫《星雨》，刊载一些他的文字或书画，有时也介绍本地文学动态。他印好了，就上门送人，我当然是他要送的人。

我曾苦心劝戴聪，你一年收入才四万多，要花一半来印小报，不如攒了钱正儿八经出本书。即使出书，也不能当饭吃，不如趁年纪不算大，找一个女人过日子。戴聪说，我没班上，也娶不到老婆，不干这个还干什么呢？不知道是文学慰藉了他，还是坑害了他？

二

戴聪到我办公室大骂，唯女人与小人为难养也。又仿尼采的话说，如果见到女人，请不要忘了带上你的皮鞭。我问，你有母亲、姐妹吗？回家跟她们说吧。他一愣，说，她们怎么一样呢？

这是30多年前的一次谈话。那时我们都是单身汉，机关里乡下人，除了一张招摇撞骗的文凭，概无足道，除了寒风拥抱我们，其余皆无。那天晚上，戴聪是去相一个女人，未果，就找我来抒怀。我当时也失恋了，心烦，就斜刺一枪，不是有意要伤害他。

那时候其实跟现在差不多，人情似纸，恋爱与结婚，都讲家庭条件。戴聪出身农村，兄弟姐妹七个，穷得叮当响，这不由得让他的恋爱屡受挫折。深层的原因可能是长期养成的自卑，谦和与下气都是装出来的。但他又是诗人，崇尚罗曼蒂克，而且写诗有了点名气，实在憋不了，就露峥嵘，以至于动嘴或动手，这又导致了人们对他激进或不成熟的印象。戴聪的同事关系并不好。

忽悠到三十多，戴聪终于相上了一个女子，对方也没甚意见。不想，女方父母到戴聪单位打听，一问事情就黄了。戴聪生气，狐疑，猜忌，到后来，就是跟同事与领导的正面冲突。他彻底地被崩溃了。

戴聪被哄到精神病院，一住就是半年，这一下算是彻底断送了前程、婚姻和生活。那时候，精神病人好比脸上刻了道金印，怎么洗也洗不干净。假如单位领导宽容一些，细心一些，疏导一写呢？我曾这样猜测过。

三

戴聪出院不久，就办了病退手续，回到了老家太平乡。好比远航的船，原是寄托五彩梦的，不想被海浪狠狠打了回来，成了一只破船、废船，这不仅让戴聪，也让家人不能面对。跳龙门呀，怎么跳成了这样？平复一段时间，戴聪似乎变了，气色红润，言行平和，说话也坦荡多了。农村那种简单淳朴的生活其实挺适合他。

我有几次去看戴聪，简陋狭小的楼上，他住二楼两小间，里面杂乱放着些书籍和纸墨，楼下住着一个残障的弟弟和老父。母亲去世多年，这个家过去是父亲维持的，如今其他的兄妹都成家单过，就剩下这三个特别的男人。戴聪没办法，每天都要面对油盐酱醋，缝补浆洗。我问，不烦吗？戴聪苦笑，有什么办法呢？

闲了，戴聪就写诗文，进步不大，主要是信息闭塞，但书画却进步不小，特别是书法，有娴静美好的气质。戴聪问我，是否可以在作协做点事？我是作协主席，当然能办到。后来就请他参加了一些采风活动，编编书籍什么的。为此他感谢不已，还送土特产给我。

戴聪去世后，作协秘书长告诉我，戴聪还有钱没领呢。我很生气，怎么拖到现在？她答，他坚决不要。原来，那两年我们编了两本书，有百把万字，请戴聪做校对，他一个个字地往前走，版面往往是一片红，而补贴也不过区区千把元。

戴聪病退后，其实日子一直紧巴。后来买车，要还按揭贷款，不得已，只好去做滴滴打车。因为不懂平台操作，有一次被运管处逮到，要罚款5000。那一次他是真急了，见我急得满头大汗，语无伦次。我是铁心要帮的，求爹爹拜奶奶，兜了很多圈子，才把事情弄平。

四

深夜，我的电话突然响了，让人心惊肉跳。谁在这时候不停当呢？一看是戴聪。我就问，是不是又罚款了？但对方说是戴聪的弟弟，他哥走了。我开玩笑说，是你们气的吧？他连说，不是，不是，是死了。

戴聪是在家做晚饭时突然瘫倒的，待家人发现，已是两小时，再到急救车开来，又是一小时。后来据说，他患的是心源性猝死症，到医院时还有很浅的呼吸。

戴聪去世后，家人希望搞一个遗体告别仪式，不然也太凄凉了。单位领导说，现在都不办告别仪式了。我当即表态，我们作协来做。告别那天，因为疫情的关系，人数有限定，大厅控制在五十人以内。我跟他一个弟弟说，作协的人要尽可能安排，他们来是送戴聪的。谁知发过入场券，到他家人，券却没有了。仪式结束，戴聪的那个残障弟弟撅着脑袋，硬是要往里闯，差一点动手打人。我质问工作人员，大厅都空了，怎么不可以见最后一面呢？那人说，这是规定，有事你去找领导。

我后来还是去了一趟戴聪的家。门是开着的，不见一人。我上了那二楼，房间还是以前的样子，但是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我四处找人，既没发现他的老父，也没发现那个呆弟弟。过去他们是由戴聪照顾的，离开了他，可能不方便吧？

我还记得，我曾送过几本国画技法的书给戴聪。我看他那无师自通的画法实在不入流，希望他练一练，也算宝刀赠英雄。我到处找，也没找到。不是我可惜书，而是想找点东西作纪念。

我坐在那房间里还在想，满七了，有没有人为戴聪烧点香呢？一个一辈子没结婚的人自然等不来儿女，但或许有红颜知己呢？真想他有此浪漫，也该如此浪漫。

程保平，1984年安徽大学中文系毕业，铜陵市作家协会主席，安徽省作家协会理事、散文随笔协会副主席，以专攻散文为三余之乐，曾在《天涯》《钟山》《安徽文学》《作家天地》《新青年》《新民晚报》等媒体发表文字作品，出版个人专辑《徒然书》，主编文学作品集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