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看安徽 | 龙一：《皖游二题》

皖游二题

龙一

笔者有个“带着唐诗去旅行”的写作专题，今年深秋时节前往安徽，算是老饕得遇美味。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此行从合肥南下铜陵、马鞍山、歙县和芜湖，这里虽然算不上是最热门的唐代诗人行走路线，但钩沉索隠，寻觅唐诗线索，反倒让此行显得兴味盎然。况且，唐代诗人中排名一二的李白先生在此地多次留连，以他那热情澎湃的性格，一触即发的诗兴，留下了许多作品。

唐诗浮槎山

合肥市东面有个肥东县，县里有座浮槎山，山上有两眼泉水颇著名。这座山的好处许多文章写过，笔者在这里只将山名当个话题，聊一聊“浮槎”在唐诗中的意象。

通常情况下，人们认为“浮槎”这个典故有两个来源，一是晋代张华的《博物志》：“旧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张华的意思很明确，有关浮槎的传说自古有之，认为群星构成的天河与大海相通，每年八月都有仙人乘浮槎往来于人间天上。另外一种说法是自先秦便有的传说：东海有仙山，乘浮槎可至，山上有仙人，仙人有仙药，能使人长生不老。

笔者觉得，古人的地理观很是有趣，他们知道浮槎山东南便是江浙沪冲积平原，远古时还是大海，于是他们便将这座山看作是前往海上仙山，甚至是前往星河的交通工具，给它取了这么一个意象高古的好名字。

浮槎这个词，在汉语中还有几个同义异写的词组，如桴槎、浮查、星槎等，词义大致相同。例如罗珦的七律《行县至浮查山寺》，便是这位罗先生平定军中哗变有功，升任庐州刺史，心情大好，到属下各县视察，来到浮槎山时所作。毕竟他的诗作只留传下来这么一首，而且好像是唐诗中与合肥浮槎山直接相关的唯一一首诗，我们不妨看一下全文：“三十年前此布衣，鹿鸣西上虎符归。行时宾从过前寺，到处松杉长旧围。野老竞遮官道拜，沙鸥遥避隼旟飞。春风一宿琉璃地，自有泉声惬素机。”作者是浙江会稽人，年轻时他前往西京长安考中进士，得授文职，如今正当壮年，能够手握军政两权，故地重游，他的喜气洋洋和志得意满，几乎溢出诗句之外。笔者一点也没有笑话这位罗先生浅薄的意思，他历经多年努力，在人生得意的“这一刻”，应该开心，即使是开心得有些俗气，又怎么样？这是他经过个人努力得来的快乐。

“浮槎”这个典故的诗歌意象有两种比喻方向，一种是指进入朝廷，接近天子；另外一种则是指抛官弃职，逍遥于江湖之上。一个典故同时具有完全相反的两种指向，这种现象在汉语中很是不少，再加上这个词的本义，自然使得汉语的丰富性成几何级数地增长。

我们先说浮槎的本意，指的就是“木筏”。“新添水槛供垂钓，故著浮槎替入舟。”（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笔者非常喜欢杜甫先生的这首诗，看起来这好像是一首他在船上的匆忙之作，其实却是他对个人情绪和生活理想的真率表达。这首诗完成于公元761年，杜甫的成都浣花溪草堂已经建成，但他依旧贫困，不得不前往周边的“新津”和“青城”去寻找生活出路。尽管如此，他对诗作的要求还是太高了，“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同上）。同时，他对诗友的要求也太高了，虽然草堂准备了木筏供诗友出入，准备了简陋的钓鱼台供诗友消遣，然而，“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同上）因此，杜甫很寂寞，是那种“致君尧舜上”的壮志不得舒展的寂寞，也是衰老贫病交集的寂寞。幸运的是，这年冬天诗人高适到草堂相访，一番饮酒快谈，使他得以暂舒愁绪。

除了本义，浮槎更高级的诗歌意象便是与天河相通的“星槎”了。“英藩筑外馆，爱主出王宫。宾至星槎落，仙来月宇空。”（宋之问《宴安乐公主宅得空字》）诗中说的是唐中宗最为骄纵的安乐公主在府中设宴，来宾皆如神仙中人，乘坐的车骑也如星槎一般高贵。宋之问的为人在史料中被写得极为不堪，但他的诗作颇有价值，恭维起人来也是很有水平的。当时安乐公主与太平公主组成两大权力集团，宋之问在她们中间谋求仕进，因此，他将“谄媚诗”写到极高水平，虽然卑俗但也是必须的生存技能吧。

我们再看刘禹锡的《逢王十二学士入翰林因以诗赠》。刘禹锡在这首诗的“题注”中说：“时贞元二十二年，以蓝田尉充学士。”这也就意味着，王十二先生是以蓝田县“从八品下县尉”的佐杂外官，被擢拔为翰林院“从六品下”的初级学士，这在重朝官轻外任的唐朝来讲，确实是一步登天的大喜事，所以刘禹锡作诗贺曰：“厩马翩翩禁外逢，星槎上汉杳难从。定知欲报淮南诏，促召王褒入九重。”在这首诗中，除了使用“星槎”这个典故祝贺王十二成为了接近“帝星”的词章近臣，刘禹锡还使用了“淮南小山”和“王褒”两个典故。写作这首诗时，刘禹锡正在尚书省工部担任“从六品上”的屯田员外郎，品秩比王十二还高半级，但属于办事小官，不像翰林学士那样是尊贵的天子近臣。所以刘禹锡在诗中才会客气地表达：王兄您很像汉武帝时的“淮南小山”，被淮南王刘安招纳，得展才学，所以也希望王兄能像汉宣帝时益州刺史王襄推荐王褒那样，将在下推荐给皇上。我们的汉文化传统当真不得了，这种婉转的请托，既是真情实景，也是客气的恭维话，怎么听都让人舒服。

谈了几句有关浮槎的典故，笔者依然忘不了开篇时引用过罗珦的诗。“春风一宿琉璃地，自有泉声惬素机”，这位意气风发的罗先生显然曾在浮槎山寺中留宿，而且曾用山上的好泉煎茶品饮。

所谓品泉品茶这类事，在汉文化传统中被归类为高洁、隐逸、闲适等等舒服有趣且开心解闷的妙事，也是衣食无忧，学识不乏，然后故意示人以无为的标签。这些内容笔者喜欢，但等有机会再写吧，这里只引用一首戴叔伦《春日访山人》：“远访山中客，分泉谩煮茶。相携林下坐，共惜鬃边华。归路逢残雨，沿溪见落花。候门童子问，游乐到谁家。”这首小诗多么像我们今天日常的情景，您老人家去访友，友人拿用几品不同的好水，又取出几泡珍藏好茶，二人品评泉茶，纵谈半日，结果回家晚了，被家人抱怨，用来源于安徽的天津话讲就是：您今儿又上哪“高乐”去啦！生活于太平富足的年代，常持有舒畅心情的人们，最喜欢用这类“小事”来赞美生活，古今中外，大致如此。

其实，浮槎山的泉水真正得以出名，全仗欧阳修的一篇《浮槎山水记》。话说欧阳修有一位担任庐州太守的朋友李候，虽然家世累富，却雅人高致，不辞千里差人送浮槎山的泉水到汴京，请欧阳修点茶品评，于是欧阳修写下这篇七百字的短文。文中的警句为“夫穷天下之物，无不得其欲者，富贵者之乐也；至于荫长松，藉丰草，听山流之潺湲，饮石泉之滴沥，此山林者之乐也。”欧阳修在此温和地批评了北宋仁宗时期安定富足的上层社会只知“炫耀式消费”，太俗，无雅意，当然了，他也在文中夸奖了年轻的朋友李候一番。

欧阳修这篇短文的核心议题是浮槎山上的两眼泉水的水质如何，他毫不客气地批评唐代张又新不懂水，在他的《煎茶水记》中没能正确对待桴槎山的泉水，还批评张又新是“妄狂险谲之徒，其言难信”。欧阳修的朋友李候“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爱，盖羽所谓乳泉漫流者也，饮之而甘。”便进一步证实了张又新的谬误。

欧阳修将李候送来的浮槎山泉点茶试水，品评一番，他得出的结论是：茶圣陆羽对好水有过清楚准确的描述，“山水上，江次之，井为下。山水，乳泉、石池流者上。”而浮槎山的泉水，恰好符合陆羽所言天下好水的最高标准。

笔者此行匆忙，下次再来合肥，必定要在浮槎山泡一次茶，体会欧阳修所谓“彼富贵之通用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水之乐尔。惟富贵者而不得兼，然后贫贱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将欧阳修的意思翻译到今天就是：炫耀式消费可耻，中产且雅致的快乐更能洁净人心。至于文中所言的“贫贱之士”，那是古人自谦的客气话，不能太当真。

唐诗皖南

这篇小文的题目虽说是唐诗皖南，其实主要谈李白，因为这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与皖南当真是有缘啊。笔者此番游赏的铜陵、芜湖和马鞍山，唐朝时都在宣州治下。铜陵位于当时的南陵县境内，是大唐帝国最为重要的铜矿生产与冶炼的“重工业基地”，李白在此有诗。而马鞍山的当涂县至今仍然保留唐代县名，李白于此驾返道山，他在这里也有诗。

从地域上讲，最让笔者困惑的是芜湖市，它在唐代是否有个独立的县域？幸运的是，笔者找到了一首唐诗，刘秩的《过芜湖》：“百里芜湖县，封侯自汉朝……近海鱼盐富，濒淮粟麦饶。”（《嘉庆芜湖县志》）很显然，芜湖在当时是个地方百里的小县，“近海”和“濒淮”都与今天的地理位置相合。另外笔者还找到一个旁证，就是宋代那位“梅妻鹤子”的诗人林逋，他有一首《过芜湖县》：“诗中长爱杜池州，说著芜湖是胜游。”诗中的“杜池州”是指“停车坐爱枫林晚”的唐代诗人杜牧，他作过池州刺史，写过不少与池州和芜湖有关的诗歌，所以林逋才会这样讲。

话题扯远了，我们开始谈李白。笔者没有找到李白写芜湖的诗，但是找到了一首与芜湖距离很近的诗《送通禅师还南陵隠静寺》：“我闻隐静寺，山水多奇踪。”这座隐静寺今天保存完好，就在芜湖市境内的五华山，距离市区52公里。这也证明了刘秩所说的“百里芜湖县”言下无虚，出去百里就是邻近的南陵县了。那么五华山隐静寺风光如何？有诗为证：“松径上登攀，深行烟霭间。合流厨下水，对耸殿前山。润壁鸟音迥，泉源僧步闲。更怜飞一锡，天外与云还。”（张祜《题南陵隐静寺》）

李白写作《送通禅师还南陵隠静寺》的时间是天宝十二载，那年他53岁，“游荡”至宣州，与通禅师结识，分手时写下这首诗。在唐代诗歌中，“咏别诗”是一个大类，数量极多，而且佳作甚伙。与友人分别，写一首诗相赠，这是唐代最高级的交际与风雅。笔者在这里说李白是“游荡”，只因为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形容他的旅行。李白自己在诗中常用的是“精诚合天道，不愧远游魂”（《赠武十七谔并序》）。或者是“恨君阻欢游，使我自惊惕”（《泾溪南蓝山下有落星潭可以卜筑余泊舟石上寄何判官昌浩》），然而，笔者多年来一直为李白先生的“旅行目的”而烦恼，因为常常看不明白他的出行到底是想干什么，无奈之下只好用“游荡”一词给他作个不算准确的标签了。

就在李白与通禅师分别的同一年，他在宣州还写下了那首著名的《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后世读者多半认为这是一首优雅孤高的小诗，没有太复杂的意思，但如果结合这首诗写作的时间点与李白的经历来看，诗的内含就不简单了。

在写作这首诗的前一年，李白“游荡”至范阳大都督安禄山的防地幽州。像李白这种名满天下的风流人物，在幽州必然受到热情接待，他结识的人物中也应该少不了安禄山的幕僚和地方官员，至于他在此是否曾与安禄山相见，史无记载。就是这次“游荡”，李白以敏锐的诗人之心察觉到，安禄山的“反相已显”，于是他迅速离开幽州南下，以避危局。一年之后，当他在长江边上独坐敬亭山时，心中所想会是什么？笔者认为，李白毕竟深受道家思想影响，他在诗中是用闲雅、散淡来掩饰他对家国命运深深的忧虑，而不会像儒家子弟杜甫那样，做出“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式的率直表达。李白的直觉和忧虑是恰当的，也是正确的，这首诗创作完成后一年半，致使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便暴发了。

那么，除了对国事隐隐的担忧之外，这首诗与李白个人有关么？当然有关，而且是那种自伤身事的关系。说起这一点，我们就不得不将目光回溯到11年前李白在南陵的时候，当时铜陵在南陵县治下。那年李白42岁，准备和朋友吴筠一起前往西京长安，去找寻机缘，实现他的人生理想。李白的理想是什么？我们还是引用他27岁结婚那年的表述更真切些。他说：“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

依据道士吴筠的行迹，我们知道，他们二人当年秋天便到达长安。吴筠被唐明皇任命为“待诏翰林”，算是皇上在道学道术方面的高级智囊吧。而李白则是经过贺知章等诗朋酒友推举，被皇上任命为“供奉翰林”。唐朝待诏翰林与供奉翰林的异同，史学界历来分歧甚大，笔者以为，这二者的分别有些像今天公务员与“事业编”的差别，“供奉翰林”应该只能算是皇上私人的僚属，算不上是真正的政府官员，比“待诏翰林”差一等。就像当年笔者调动工作时弄不清公务员与“事业编”的区别一样，当李白先生奉旨为皇上和新宠杨玉环创作《清平调》，歌唱“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时，他终于明白，自己只是个“歌词作者”，与他的理想和志向大异其趣，于是，这个拿着从六品下品秩的俸禄，且与爱玩乐的皇上时常见面的供奉翰林，李白只干了一年半，便“恳求还山，帝赐金放还”了。

李白这段最为出彩的人生经历中，有两件事笔者认为值得一提。第一便是他与安禄山的“因缘”。李白担任供奉翰林的第二年正月，41岁的安禄山首次入京晋见，唐明皇对他宠待甚厚，“许谒见无时”，而安禄山也是个会哄人的，所以，那年春天的几个月里，唐明皇、杨玉环和安禄山的欢乐聚会必定很多，作为“歌词作者”的李白也必当在场侍候，这就使他对安禄山其人有所认知。至于他们二人是否真正相识，便查无史据了。

第二件有必要提及的事情，是李白在南陵动身进京，告别家人时，写过一首《南陵别儿童进京》。“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很显然，李白这次离家告别的场景是欢快有趣的。“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笔者相信，李白既然喝酒，肯定是要喝醉的，醉后起舞也应该是“剑舞”，毕竟他曾自况曰“少年学剑术，凌轹白猿公。”（《杂曲歌辞·结客少年场行》）“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至于他平生所学的“管晏之谈”和“帝王之术”，虽然应用的机会来得太晚，但总算还是来了。“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李白的许氏夫人三年前已经去世，这位将李白当作朱买臣看待的“会稽愚妇”到底是何人，历来颇多争议，笔者倒是更愿意将这位女士当作诗人的“象喻”。最后便是李白先生最出名，最具豪气，对年轻人最有激励作用的诗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笔者以为，这两句诗中的个人“意气”，一语成谶，既激励了李白一生，也折磨了他一生，让他在职业道路上两次做出重大的错误选择，此番辞去供奉翰林，离开京城便是错误之一。

现在我们回到李白写《独坐敬亭山》的那一年，他在三年前已经续弦宗氏夫人，去年他在幽州亲眼得见安禄山的种种反状，而此刻他在内心深处认为自己依旧还是“蓬蒿人”。为此笔者才会认为，《独坐敬亭山》是李白真正的伤时感事之作，因为用意太深，所以才在后世产生了多种解释。

李白有关南陵的诗我们已经谈过了，他难道没有写过与铜陵有关的诗吗？毕竟铜陵就在南陵县内。其实有诗的，而且是好诗。

铜陵这个地名的由来，是因为此地有铜矿，且自古便有冶炼精铜的“官办企业”。自秦汉以降，中国的铜产品除了军事装备和少量日用品之外，主要用于铸造钱币，例如现在很受收藏家喜爱的唐代“开元通宝”，便铸造的极为精美。然而，事实真相却是，唐代的钱币极为混乱，私铸伪造的现象非常普遍，恶钱遍地，防不胜防。唐朝的中央政府也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例如，天宝十一载，就是李白“游荡”至幽州那年，“二月，庚午，命有司出粟帛及库钱数十万缗于两市易恶钱。先是，江淮多恶钱，贵戚大商往往以良钱一易恶钱五，载入长安，市井不胜其弊。”然而，与唐朝任何一次禁用恶钱的结果相同，不久后“乃更命非铅锡所铸及穿穴者，皆听用之如故。”（《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二》）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李白55岁。这一年他在皖南“游荡”了许多地方，夏秋之际主要是在南陵、当涂和秋浦（池州）一带，这期间他在两首诗歌中专门写到铜陵的冶铜业。

《秋浦歌·其十四》：“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李白的这首诗主要是用“赋”的手法，对炼铜场面的表述几近白描。被炉火烤得脸色发红的炼铜工人，一边劳作一边唱歌，能有如此生动的场面描述，李白必定是亲眼得见。

那么，铜陵的唐朝铜矿在哪里？其实就在著名的五松山风景区附近。李白在《荅杜秀才五松见赠》诗序中说“五松山在南陵铜坑西五六里”。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到了唐代，中国的深井采矿技术已经非常发达，类似的采矿竖井和巷道，在浙江的遂昌金矿能够看到。李白在诗中曰：“铜井炎炉歊九天，赫如铸鼎荆山前。陶公瞿铄呵赤电，回禄睢盱扬紫烟。”这几句诗与《秋浦歌》截然不同，带有李白诗歌的典型特征，简单说就是壮观，热烈，夸张。炼铜的场面火焰冲天，就仿佛黄帝在荆山铸鼎；又好像是《搜神记》里的铸冶师陶安公，冶炼炉的火焰上冲九霄，以至于天降赤龙，接他去天庭；还如同火神回禄，将火焰玩得开心欢乐。笔者认为，读者诸君仅仅是为了能够想象一下李白诗歌中的热闹场面，铜陵的五松山也有必要“游荡”一番。

值得一提的是，李白写作这首诗的当年冬天，安禄山起兵造反了。自此之后，李白的人生境遇一路下滑，但诗作却是源源不绝。写到此处，这篇文章已经太长了。笔者这次没能谈论李白在马鞍山当涂县悲辛的人生结局，尽管这期间他有许多好诗。笔者也没能谈论李白误陷“永王之乱”这件事，这是他人生中第二次重大的选择错误，尽管此事前后他也有许多好诗，特别是与皖南诸友的酬唱咏别。所有这一切，全都留待日后，留待有缘吧。

龙一（原名李鹏），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热播剧《潜伏》原著作者。著有长篇小说《另类英雄》《感性时代》《借枪》《暗探》《代号》、中篇小说集《我只是一个马球手》等，其中，中篇小说《没有英雄的日子》获2003年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短篇小说《屋顶上的男孩》获《上海文学》短篇小说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