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看安徽 | 杨献平：《初冬笔记：从合肥到桐城》

初冬笔记：从合肥到桐城

杨献平

濛濛细雨之中到达，扑面皆是华东。合肥我不是第一次来，而是第一次进入。此前，有一次去九华山时候，乘飞机至合肥机场，旋即又趁着黑夜，到九华山。去九华山，乃是自我安慰的一段旅程。我一贯觉得，每一个人一生之中，总有至暗时刻，而空明的宗教和纯粹的旅行，可能是最好的疗愈方式。那一次，在九华山，看到了地藏菩萨的真身，也浅薄见识到了九华山的雄秀、神奇与玄妙，当然还有秘密的光照。很多年后，我又绕道南京，去了一次九华山，在山上的清冷之中，感受自然乃至自然之中的佛庙，给人的那种幽深的神意的笼罩与荡涤。

这一次的合肥，也是旅行。而且很短暂，犹如潦草针脚与碎乱思绪的雨，在我出机场的时刻，就肆无忌惮地漫卷而来。同时也发现，合肥初冬的夜间，也有着一种别样的气息，既有北方的硬，也有南方的软。硬的是风，以及人在其中的清爽与粗粝感，软的也是风，粗粝之中包含了细密的软糯与灵秀。与接我的诗人木叶聊起诗歌，他是我多年故人，第一次在通辽而去科尔沁的旅程中见过，几日之间，还同睡一个房间。彼此之间的感觉，有些融洽，也有些不相苟同的别扭。

但诗歌无疑带有通灵、通神的性质，首先都是写诗的人。相对于诸多的先贤圣哲，学贯中西甚至人类文化和精神史的大诗人，我这类的写诗的人，只是一个小跟班，甚至一个照葫芦画瓢的模仿者而已。我从不看重自己的“诗人”或者写作者的身份，并且一贯觉得，写作是一种极其高级的活动，而不是写诗就是诗人，写文章就是写作者和作家。纳博科夫《文学讲稿》中说，“文学是创造，小说是虚构。说某一篇小说是真人真事，这简直是侮辱了艺术，也侮辱了真实。其实，大作家无不具有高超的骗术，不过骗术最高的应首推大自然。大自然总是蒙骗人们。从简单的因物借力进行撒种繁殖的伎俩，到蝴蝶、鸟儿、动植物的各种巧妙复杂的保护色，都可以窥见大自然当中无穷尽的神机妙算。小说家只是效法大自然罢了”。

而效法大自然，这个观点与中国的“道法自然”不谋而合。尽管如此，我觉得自己所写的诗文，都尚未得到真正的“自然之法”，如果勉强算，那也只是一个亦步亦趋的跟从者而已。而木叶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诗人，他走的是自己的诗歌之路，无论从形式还是诗句，包括意象的创造和诗歌整体上的精神性等等。从机场到市区路上，我们聊了很多，都是关于诗歌写作的，我强调的观点是，不是诗歌有什么问题，而是诗人一定存在问题。木叶大致是赞同的。兴致正高的时候，目的地到了，细雨仍在继续，把合肥路边诸多的法桐也淋得有些僵硬或者兀自入迷。原本要再喝点酒，但我实在不能喝了，人到半百这个年纪，肉身一再提出警告，从前以为强如钢铁的，在各种医学仪器之下，已经变得如破败棉絮或者千疮百孔的老架子车一般。索性支持了几只饺子，加上醋，味道让我想到河南乃至整个北方，有一种温暖与妥帖之感。

合肥的夜晚，静的只有自己，也可能是住处僻静的缘故，倒也觉得，处在闹市之中能够有一个安静的环境，而且是一个人独处，这样的时光中年之后就非常难得了。古人说，静能生慧，躺在床上，有点想写诗，但又无法下笔。只好看着乌黑的窗外，以及远处铺展的辉煌的灯火，我想，灯火之处，便是人间，灯火深处，便是人间的生活。窗外的草木茂密，看不清楚到底有些种类，但草木垂顾的地方，一定土质肥沃，也一定是生灵密集与蓬勃之地。人说人和草木同气连枝、互为比照，端的是伟大、确凿的说法。《黄帝内经·灵枢·岁露》中说，“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古来人们就以为，人和一切，哪怕一颗露珠，也都是天地造化的奇迹，同时也与天地万物相比照和呼应。《庄子·逍遥游》中说，“夫草木之芸芸，岂独人而已哉？”身处静谧的夜晚，而且是外省的合肥，陌生之感是有的，而最隆重和入心的，则是“淡泊”“自在”以及空明自在。

次日天晴，阳光有些温情，也有点热的感觉。白昼的合肥坦然、豁然，一派明媚。虽是冬日，但也透射着清朗之气。这一座立于南北之间的城市，南淝河和东淝河合称，也是“合成”之地，当年苻坚的前秦在此两次遭遇惨败的战争，便是有名的“淝水之战”。苻坚、谢玄、桓冲等人在此创造的历史，至今为人津津乐道，“草木皆兵”“风声鹤唳”“投鞭断流”等成语由此形成，为人写文状物，提供了极其简略的概括语词和“典故”。而在此之前，“构木为巢室，袭叶为衣裳”华夏第一人文始祖“有巢氏”，开创了人类建造房屋用以休养生息之先河。而项羽的九江王国，尽管只是昙花一现，可因为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而使得这个失败的千古英雄，至今为人念想不已。项羽身上所体现的英雄主义及悲剧性，是典型的东方式的，他的失败并非不会用人，而是性格上的缺陷，更重要的是，似乎从西汉的刘邦开始，历来成王败寇的斗争，都是知识分子始终斗不过无赖，贵族难以取胜流氓的传统。

合肥市区的外观，大致与其他城市无异，当代城市的发展，是一个由一时兴起到规整有序再到强调特色的过程。坐在车上，可以看到，丘陵岗地、低山残丘、低洼平原构成了这座庞大城市的原初地形地貌，这令人联想到古中国的外在特征。河南、安徽、河北、山东、陕西部分地区，构成了中原文明的底色。神奇的河图洛书、《易经》、有熊氏、盘古开天、三皇五帝、女娲抟土造人乃至国家的最初形态的缔造，由此而蔓延开来的中华文化，其特有的原创性、奠基性和开放包容姿态，使得中国这一实体和概念越来越广阔、宽大、深刻、独特与雍容。距此不远的淮河与秦岭一起，被称为南北分界线。河流与山脉及其流集而成的滩涂和盆地、浅丘与低地等等，是人类逐河而居、择良地而栖的理想家园。

但对于我个人而言，在合肥，第一个记起的人，好像是包拯。这一位先辈（先贤圣哲皆如是）在民间吃水很深，我小的时候，就听村里的老人不断讲他的故事。严格意义上说，是传奇。《宋史》的记载反倒很简略，“拯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虽甚嫉恶，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也”。《铡美案》《狸猫换太子》《陈州放粮》以及昼审阳、夜审阴、如何与寇准等呵护忠良杨家将等等，每一个人都说得头头是道，津津有味，眼睛里迸发着神奇、钦敬与赞慕之光。而且坚信，包拯之所为，全然真实不虚，并非演义和虚构。他们说，包公刚直不阿，对咱们老杨家很好。包公和庞太师那些奸佞是死对头，一心为了朝廷，还当过宰相。

如此等等，都是民间演义在起作用，而民众最喜欢的，就是这类的夸张、牵强附会与勾连生发。包拯在民间俨然神一般的存在，其传播深度和广度，远超狄仁杰、海瑞等同一类别的历史“清官”形象。另一个则是李鸿章，他生于合肥的磨店街道。李鸿章为清末“中兴四大名臣”之一，也是洋务运动代表人物，西方人以“中国的俾斯麦”誉之，其当世争议与后世争议似乎至今没消停过。慈禧言其为“辅佐中兴，削平大难”“匡济艰难，辑和中外”之能臣，梁启超著《李鸿章传》，对其大加褒奖。辜鸿铭则言，“长江下游的中国人，像苏格兰低地人一样，机灵、精明，是讲求实惠的生意精，吃苦耐劳，贪婪鄙吝——比如李鸿章带有苏格兰低地人机灵精明的典型特征，把‘半个便士’或中国所谓‘碎银’看得极重。”

历史总是有着自己的特定语境，至于当时真实现状，唯有当世人才能看得清楚，用之者当然应予赞美，不利者则悍然反对甚至唾弃。历史也从无定论，而且，也不可避免地反映了书写者的价值判断和个人趣味，历史是历史书写者的态度和看法，并非历史之历史。这句话有些拗口，但事实如此。严格意义上说，所有的历史都只是其创造者和经历者的时间和时空“感受”，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如汤因比所说，“我也对历史事实感兴趣，但并非对他们本身感兴趣。而是把它当成线索来探究其背后的东西，探寻神秘宇宙的本质和意义。”（《人类的明天会咋样？—汤因比回忆录》）

汤因比的“探寻神秘宇宙的本质和意义”，显然是当下年代的显著特征，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从根本上超越了人们的预想。去参观量子计算研究所时候，尽管对量子计算及其诸多的门类有所了解，但我还是震惊了。量子的定义是，“一个物理量如果存在最小的不可分割的基本单位，则这个物理量是量子化的，并把最小单位称为量子”。关于“最小的不可分割的基本单位”。

我觉得这一个定义可能为时尚早，只是在表达和确认人类科研的目前的最新成果及其认知。在这里，我不由得想到“微尘”这个看起来有些诗意的语词，量子最小，而人类也是宇宙之最小；人体的最小是细胞，细胞的最小是分子。在物理学当中，分子再下分是原子；原子再下分，就是电子和原子核，原子核又可以分出质子和中子，又可以分成夸克；夸克之后还有亚夸克；在亚夸克的下面，是一种场。

这个“场”又是什么，可能还可以再下分，甚至是无穷尽的。在量子面前，人类有些自谦意味的“微尘”还是一个巨大的单位，相对于量子，还是有些自高自傲的意味在内。浏览之间，我惊叹，也只能惊叹，对于科学技术，我是门外汉，关于最新科技，大都属于道听途说与自我能力上的想当然，并不十分了解，更不确凿。

科学技术的细分及其探索，我总是感到恍惚，同时也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甚至整个人类都是茫然无措的，也都在“物质”面前无足轻重。普凡大众只是在科技面前欢呼和运用，并且带着一种炫耀的心理，但事实上，我们对万物的本原和规律等等越是清晰，人类的命运可能会越来越受其左右，甚至被反制。

这个世界太过奥妙、神秘，它的存在似乎是一个巨大幻象，但处处坚硬，可触可感，丝毫你不觉得虚无。可宇宙和地球，乃至人，以及人的一切，看起来都那么实实在在，丁是丁卯是卯的，可其中的“虚空”部分，即人眼难以看到的，又是那么多，而且充满各种匪夷所思的玄秘主义。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各比认为宇宙是虚无的。佛家的《金刚经》中也说，“凡所有相，皆为虚妄”。我理解的是，宇宙本是空无的，虚空一片，并不存在什么实质性的物质。而佛家所谓的“相”，是指一切事物存在和显现的特征。两者之间似乎没有关联，但似乎又有些依稀仿佛。

人总是在不断地刷新对宇宙万物的认知，借助更多的工具，使得“身外身内”的一切逐渐显形，并为之命名。我倒以为，人类的探索没有止境，也不可能有尽头。相比量子计算和量子光学等等，我更在乎量子力学和量子纠缠。关于量子纠缠，人们对它的定义是，“当几个粒子在彼此相互作用后，由于各个粒子所拥有的特性已综合成为整体性质，无法单独描述各个粒子的性质，只能描述整体系统的性质，则称这现象为量子缠结或量子纠缠”。在我看来，这个定义令人似懂非懂，充满不确定性，甚至无法表述“量子纠缠”的真正含义。应当说量子纠缠的诡异性决定了它的科学性，尽管，量子纠缠是由“EPR佯谬”推导出来的，而EPR则是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和罗森三位科学家的首字母。

量子纠缠的发现，甚至证实了诸多诡异、荒诞之说的正确性，比如，吸引力法则、千里托梦、第六感、预兆等等。我也始终觉得，万物之间肯定时刻有着某种紧密而且秘密的沟通和联系，无论距离，也无论特征。因此，我以为，量子纠缠乃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为智慧的一次科学发现，量子纠缠证实了“情志”“意念”等虚无之物的存在及其可感性，甚至，它有可能改变从此之后人们认知和掌控事物的理念和方法等。

在安徽省量子计算工程研究中心，以及科大讯飞公司的参观，改变了我对合肥的概念式的理解，此前，我以为合肥是一个农业的城市，其他都是点缀，而量子计算包括AI在内的研究及其成果，使得合肥忽然有了一种当代和前沿的意味。我也相信，这种科技的研究，不仅使得中国的量子力学、光学、计算等方面的研究渐渐雄长，也使得这座城市具备了奇异的光亮。就此，我在网上搜索到一条消息说，“记者从安徽省量子计算工程研究中心获悉，截至1月15日上午10时，我国第三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已为全球用户成功完成33871个运算任务。全球60多个国家远程访问‘本源悟空’人次突破35万次。（《科技日报》2024年1月15日电，记者吴长锋）”

在合肥的夜间，与几位同行的朋友聊天。其中的俞胜，乃是多年好友，其近年来在小说上的发力和成果，令人侧目。我也觉得，文学创作，可能还是小说能够包容更多，尤其是我们这个时代，人心的复杂性与精神的深广性等等。李云是诗人，同时小说和剧本也叫人叹服不已，事实上，每一个写作者都不应当是单一的，一个文学体裁操持久了，可能就会越来越窄小甚至自以为是。文学的本质是敞开的。赵宏兴晚上来见大家，闲聊之余，我也衷心地夸赞他是我最为佩服的刊物主编之一，这个年代，不在于我们做什么，而是有自己基于整体性的判断之后，坚持的自我主张。宏兴之前写散文诗和散文等题材，近些年的小说虽然量不太大，但好的作品，都是以一顶百的。徐迅是我的散文老师，当年教育我甚多，我也从他的作品中，获益至今。小说家余同友也是多年故交，其作品也不算多，但每一部都极为扎实。

也没想到，会遇到鲁院同学高鹏程和杜怀超，2013年在北京鲁迅文学院，我和他都是学习委员，两人感情甚笃。他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作品自不必说，性情极其柔婉、真诚。这些年，我们也断续见过几次，但也极为有限。可在我的内心，始终把他作为胞弟看待。杜怀超是一位散文家，其作品摇曳多姿，语词极为茂盛，近些年来的成就也堪为翘楚。此外的陈先发，其诗歌初读颇为惊艳；胡竹峰早闻其名，见其人，俨然翩翩才子者也。一伙人坐在往桐城的车上，心情安然。沿途都是初冬，大地开始寥落，但密集的村镇，使得江淮之地一派当代的模样。

所谓当代，我以为就是“我们所在的年代”，而不是释义中“过去的那个时代”。今天的中国，无疑是最好的一个时代，主要体现在，大地对人的包容与妥帖的安置，人的生存和生活的安全感与温暖感。这可能是人类最基本的要求沿途的车辆不是很多，驮载货物和人的车辆，呼啸而去或者呼啸而来。由此，我也觉得，人毕竟是物质的，物质构成了人的俗世生活基本需求甚至尊严，物质往来越多，则更显得繁荣与多彩。正如康德所认为的那样，人的美好生活应该是理性的生活，人们应该按照理性原则行事，追求道德和智慧。不仅要有物质上的富裕，还要有精神上的充实和满足。

桐城就要到了的时候，我内心有些激动，激动的原因，源自“桐城派”，戴名世、方苞和刘大櫆等人的发轫，后有姚鼐等人为其赓续。《清史稿卷二百九·列传七十七》说，“其（方苞）为文，自唐、宋诸大家上通太史公书，务以扶道教、裨风化为任。尤严于义法，为古文正宗，号‘桐城派’”。无论戴名世、方苞、刘大櫆还是其后世扛鼎者姚鼐，其理念“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以程朱而上接孔孟；以唐宋八大家为圭臬，上接《史记》《左传》之文统。这种复古主张的文学流派，固然限于其当时环境之原因，然其中也有强烈的排他性和门户之嫌。

文学创作是要开放的，不拘一格的，倘若画地为牢，便有了封闭的嫌疑。但桐城派形成及其发展，多囿于外因，有清一代，大抵是文化、思想和信仰上极为逼仄时期，戴名世及姚鼐等人的主张，既反映了古代知识分子精神出路狭窄，作诗为文空间不足的实际，又在视野和胸襟上被辖制的无奈。但无论怎么说，“桐城派”之上接孔孟之道的理念，我是认同并且赞许的，不仅他们的年代，即便现在，适度地回到中国的文化传统和老庄及孔孟的道统，可能对增强当代文学的原创性是有所裨益的。

他们都是先贤，有着古代知识分子的风骨和操守，也有着济世安民的俗世理想，做诗文乃至作画，其实是他们内心和精神的另一种表达。而桐城派的形成及其源远流长，实在是一个奇迹，也足可效仿与推崇的。由此，在参观的时候，我的内心仍旧是激动的，也觉得，方苞和姚鼐等人在百年之前，尤其是世界面临巨变之际的诗文创作，当是彼时年代一个有着灿烂光华的奇迹。

不才如我者以为，这种奇迹应当加以延续，尤其在我们的年代，并非要复古，也不是封闭，而是在开放包容，兼纳并蓄之中，重新对中国的古文传统加以审视、借鉴和发扬。我们在“西”的路上走得太久了，尽管诸多的灿烂与丰收，但传统上的缺失，使得中国文脉有些落花流水之感。呼唤一种体现中国气派的大的胸襟、气象和境界的文学艺术创作，大致是需要更多人来努力和实践的。文学按照西方的四分法久矣，也学“西”学的太久了，以至于沉湎，甚至将之奉为不二之法，我觉得是不够科学的。

王国维《人间词话》说，“美成深远之致不及欧秦。唯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耳”。这句话依然合适。也觉得，在中国文学批评之间，王国维乃是真正结合中西的大家。只可惜，如此人杰，于今少之又少矣。

细雨之中，游览著名的六尺巷，想到张英，这个人的做法，其实反映了民众之间互谦互让的美德。我们家也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但并非张英所说的“让他三尺又何妨？”很多民众在日常生活的矛盾和冲突中却不是自我觉醒使得你让我退，而是得寸进尺。这也说明，彼时的桐城民众，道德修养极高，至少是明理知世的。张英还有一个比他声名显赫的儿子，那便是雍正和乾隆时期的重臣张廷玉。张英诗中的“万里长城今犹在，不在当年秦始皇”，倒是体现了一种大的胸襟和气度。其子张廷玉主修的《明史》，也是其毕生功绩之一。

桐城之地，大别山东段余脉逐渐走低，丘陵扇面展布，倾降平缓；平原阡陌纵横。素来为“七省通衢”，大山与江河，丘陵和平原，使得这一片地域得天地自然之灵气，江河山脉之雄魄，当然人才辈出。其街道规整有序，干净整洁。并且，桐城的饭菜也间杂了南北之味道且还有独创。孟德斯鸠说，“气候的权力强于一切权力”。我以为是正确的，很多的人和事物的秉性、趣味乃至其生长与存在的状态和规律，都是气候在起作用。桐城，包括其临近的安庆，近代以来的人才、雄才与伟才，一时间世不二出，仅科学家就济济满堂。

匆促几天，对于我来说，却是丰盛的。人在大地上行走，其本质上是致敬自然，是向天地之间的人间表达爱意的。合肥和桐城，我都是第一次，以至于离开时候，心里是有些不情愿的。然而，人在俗世之中，最需要的，可能是完成和恪守眼前的生活。由桐城而合肥新桥机场路上，安徽大地平坦辽阔，途中所见之草木，黄色或者红色，在逐渐变阴的天空下，以自我的姿态悬挂和摇曳。忽然想起李白《同吴王送杜秀芝赴举入京》一诗中句，“秋山宜落日，秀水出寒烟”。初冬的安徽大地，空气清冽，烟雨空濛，在村镇和城市、旷野之间无限延展，且充满了新鲜与粗粝的意味。此等情境，我也不由得想起了王阳明《立春日合肥道中短述》一诗所言，“腊意中宵尽，春容傍晚生。野塘水轻绿，江寺雪初晴。农事沾泥犊，羁怀出谷莺。故山梅正发，难寄欲归情”。

杨献平，河北沙河人。先后在西北和成都从军。作品见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天涯》等刊。主要作品有《匈奴秘史》《生死故乡》《沙漠里的细水微光》《作为故乡的南太行》《南太行纪事》《自然村列记》《丝路上的月光马蹄》《历史的乡愁》等。现居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