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圆桌 | 论杨庆祥文学批评的主体性

论杨庆祥文学批评的主体性

陈振华 王达敏

摘要：杨庆祥作为当代80后批评家与人文学者的代表，其文学批评与学术研究具有显著的代际色彩、时代印记与个性特征。强烈的问题意识是其立论的基础与出发点，鲜明的批判精神切中了当代文学的病理与症候，宽广的思想视域使其文学批评高屋建瓴，“六经注我”的批评气象显现了个人的辨识度，对新时代前沿与现场的言说更是聚焦“人民性”“时代性”与“历史总体性”，这些都充分彰显了其批评与学术研究的主体性。杨庆祥也以自己持续不断的书写，加入对时代精神的构建。同时，凭借着获鲁奖的《新时代文学写作景观》，他的文学批评也呈现出新的景观，抵达新的境界。

关键词：80后批评家；问题意识；批判精神；前沿与现场；新时代写作

尽管杨庆祥本人并不愿特别彰显“80后”的代际身份，但在文学界、学术界，其代际身份仍然被反复提及乃至标签化。80后诗人、80后批评家、80后学人这样的指称背后，是学界对代际身份意识的敏感、青年主体性的体认抑或是对80后“想象的共同体”中“一个”的勘察。这里姑且不论作为诗人的杨庆祥，他出版过《在边缘上行走》《虚语》《我选择哭泣和爱你》《所有未来的倒影》（戴潍娜 杨庆祥 严彬三人诗选）《世界等于零》等诗集，也曾获得《诗歌月刊》全国探索诗大赛一等奖，中国80后诗歌十年成就奖和首届《人民文学》诗歌奖。然而，杨庆祥的主业是文学批评和研究。就目力所及，目前出版的文学评论、思想随笔或学术研究论著有《80后，怎么办？》《文学的现场》《无法命名的个人》《以文学为志业——“80后”学人三人谈》（杨庆祥 金理 黄平合著）《现场的角力》《局势中的文学》《“重写”的限度——“重写文学史”的想象与实践》《社会问题与文学想象——从1980年代到当下》《分裂的想象》《文学史的多重面孔》（与人合著）《重读路遥》（与程光炜合著）《文学写作与历史想象》《文学对话录》《一种模仿的精神生活》以及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新时代文学写作景观》。作为批评家和青年学者的杨庆祥不仅成果丰硕，而且他的文学批评与研究具有很强的辨识度、影响力、思想性和穿透性以及80后的代际特质，成为青年一代非常有影响的批评家与人文学者。获得过“娇子·未来大家”中国年度青年批评家奖（2011）、第十届上海文学奖（2013）、第三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2014）、第二届《十月》青年作家奖（2015）、第四届冯牧文学奖（2016）、第三届茅盾文学新人奖（2019）和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2022）等一系列重要奖项。罗列这些奖项意在表明：杨庆祥的文学批评一直在当代文学现场的前沿与核心地带。其文学批评与研究涉猎广泛，主要体现在“80后”文学创作研究、1980年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文学史重写的反思、路遥研究、当代文学前沿与现场的多维探勘、新时代文学写作等诸多方面，这里从几个主要方面讨论杨庆祥的文学批评的个性、特色、影响与成就。

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鲜明的批判精神

在《80后，怎么办？》这部有影响的评论随笔集中，批评家杨庆祥的问题意识得以集中体现。文集的命名直奔问题：80后，怎么办？并在行文中追问：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文集中以极具个性的“我”追问极富代际色彩的复数的“我们”，评论家以80后代言人的角色从自身历史与现实境遇出发，追索从大时代到小时代的历史嬗变进程中，作为80后一代人的的生存形态与精神症候：“这说明历史虚无主义和某种浅薄的存在主义已经在这一代人身上内在化了。”^[1]问题意识是评论或研究的逻辑起点，是论者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做出的能动性、探索性和前瞻性反应，也是批评主体对问题产生疑惑、焦虑、探索的一种心理状态，就批评或研究而言，这是一种可贵的心理状态和思维品质。诚然，任何批评或研究都或多或少带有问题意识，只是杨庆祥的问题意识极为强烈和凸显，他对80后精神境遇的关切，不唯是切肤的个人经验，更是对时代语境的深度反诘。杨庆祥的问题意识在其批评领域无处不在。在对1980年代文学重新审视中，正如孙郁所言：“他认为，去政治化的文人写作，其实带着一种新的政治，思想的启蒙又把象牙塔里的乌托邦世界重新唤出来。”^[2]杨庆祥发现了问题所在，过去的20世纪80年代文学，因过分强调去政治化而疏离了“十七年”文学传统，从而坠入新的二元对立的思维窠臼，因此他主张将1980年代的文学研究重新问题化，重返复杂的文学历史现场，破除单一的启蒙、主体性、审美性等现代性认知框架，充分意识到1980年代文学在纯文学的理念下，历史意识普遍弱化的问题所在。对路遥的重新阐释，杨庆祥的问题意识依然贯穿始终。评论家清醒地意识到路遥研究热背后的问题：一种陈旧的“政治美学”气味的出现。论文《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兼及1985年前后“文学场”的历史分析》《妥协的结局和解放的难度——重读<人生>》以及论著《重读路遥》中，论者另辟蹊径，从路遥的创作心理、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等方面，还原了路遥创作的真实情境，并对路遥的文学史价值予以重新评判，对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写作伦理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关于重写文学史，杨庆祥也是在重写文学史的问题语境中，努力阐明文学史重写过程中对技术问题或审美性的过分倚重，以及有关文学史叙事体式和书写权力的问题。论著《社会问题与文学想象》直接以社会问题与文学想象之间的内在关系为论述的核心，从中可以看出论者以一贯的问题意识为其立论的基础和出发点。可以说，杨庆祥的问题意识强化了其论述的有效性、力度和影响力，在当下的文学批评与学术研究场域中，其文论极为鲜明的问题意识也彰显了其批评的力度、辨识度与主体性。

与问题意识直接关联的是文学批评与研究的批判精神。青年时期的杨庆祥确实具有叛逆精神，其批评的锋芒所向，确实切中了时代的某些病理与症候。年近中年的杨庆祥在增加其批评的理论性、学理性的同时仍难掩其批判的锐气。激浊扬清本就是批评的基本伦理，吴义勤指出：“当下社会对文学批评最大不满和最深焦虑是文学批评没有力量、没有锐气、不敢‘否定’、无力‘批判’，不能亮剑发声、没有发挥‘利器’的作用。”^[3]批评的庸俗化、犬儒化、虚饰化败坏了批评的声誉，尤其是批判精神的缺席导致了批评的有效性正当性受到了普遍的质疑。杨庆祥的批评之所以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尤其是受到年轻一代的认可，正与其鲜明的批判精神、与其说真话、发真声密切相关，他的文学批评与学术探索远离那些无关痛痒的话题，直击时代的痛点。比如他对80后一代人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对浅薄的存在主义生存状态的批判，对充满小资情调和中产阶级迷梦的批判，对沉默的“复数”的批判，对韩寒“抵抗”假面的批判，对韩少功的文化焦虑与文化宿命的深度剖析，对当下中国文化症候的批判，对所谓资本化写作的批评，对纯文学远离历史意识的批评，对重写文学史等诸多现象的分析评判等等，无不彰显出一个青年批评家和人文学者的锐气和质疑精神。他本人对此也有清醒的自觉：“批评同样需要‘痛感’，批评的‘痛’，就是在细细剔清一个作家与他的时代、社会、历史的血肉关联时候的‘痛’；这种痛，就是要破除个体作家‘独自成蛹’的神话，‘揭穿文本私密性、私人化的现象，（发现）这些文本与历史场景有着深厚及共谋性的关联’，从而在个体写作中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甚至命运。”^[4]在对80后作家张悦然创作的批评中，杨庆祥直言不讳地指出：“对于张悦然而言，她从一开始就被裹挟于这一资本化进程之中，当下的现实就是他们唯一的‘认识装置’，时间对于他们来说几乎是静止的，他们无法在一种对比或者断裂的情况下写作，因此，她的写作可能更倾向于空间性，并在这种奔突中穷尽个体的略显单薄的想象力。”^[5]在杨庆祥看来，张悦然的创作缺乏历史感和时间意识，这不只是其个人的创作问题，它实质上指向的是80后作家创作整体性历史意识的匮乏。杨庆祥的批判精神不是个人情绪的宣泄，而是建基于深厚的学理分析以及对文本的细部阐释，更是基于批评主体的知识谱系和认知结构，这种批判精神回归了批评的道义和学术伦理，让文学批评成为一种有效的“利器”。

二、宽广的思想视域与“六经注我”的批评气象

杨庆祥批评与学术的视域无疑是宽广的。当然，其批评不限于文学领域，思想、文化、社会、历史等很多领域他都有发声，经常“出圈”。他关注80后的生存境遇与精神状态，关注社会文化的征候及其变迁，关注后疫情时代的世界，关注新时代的人文主题与社会现实，他也关注不同族群的阶级意识、阶层意识，尤其是关注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的生存真相。他经常在《中国新闻周刊》《凤凰网》等非文学类的刊物和网络平台发表对现实的评论与观感，如《九十年代断代》《关于平凡的哲学思考》《新冠疫情会一定程度上影响人性的结构》等。他对社会现实、历史、世界、人生问题的广泛关注，夯实了其文学批评和研究的经验基础和思想根基，如此宽广的思想视域在同代人中是不多见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杨庆祥不仅仅是一个文学批评家，更是一个时代的人文学者。单就文学批评与研究看，杨庆祥同样具有极为宽广的国际视域和现代性知识谱系。他经常批评当代作家的写作视野不够宽广，缺乏国际视域和人类学视野，只盯着乡土、地域、风俗、人情等传统性题材，而缺乏向内和向外的实质性开拓。作为学者和批评家，杨庆祥具有相较一般学者更开阔的思想视域与更系统化的现代性“认识装置”。这与他长年在学院受到系统的学术训练以及本人的思想旨趣有关。他的文章和论著中，我们能看到他援引许多现代性知识谱系中大师们的思想资源，诸如齐奥尔格·西美尔、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福柯、皮埃尔·布迪厄、竹内好、柯林伍德、特里·伊格尔顿、萨义德、罗·埃斯卡皮、巴赫金、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马塞尔·普鲁斯特、齐泽克、安敏成、普实克、让·贝西埃、宇文所安、乔治·斯坦纳、罗布特·博因顿、约翰·霍洛韦尔、帕斯卡尔·卡萨诺瓦、查尔斯·泰勒、居伊·德波、瓦尔特·本雅明……也有我们国内近现代一线的思想界、评论界的思想资源，如李泽厚、刘再复、甘阳、汪晖、李陀等等。这些思想资源不仅限于文学场域，而且旁涉政治、经济、社会、历史、语言、哲学、美学、伦理、宗教、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等多个领域，多重资源的广泛征引，自然而然强化了论说的思想性、学理性和思辨性，杨庆祥对这些现代性思想资源驾轻就熟，将它们有机地融入论述的逻辑和思想肌理之中，以开阔的胸襟、高屋建瓴的视点将论说对象纳入其中，充分展现出批评家和学者的“硬核”实力。尽管思想视域宽广，援引学术资源丰富，但这些资源最终都是为了文学批评和研究的深入，为了学术探索和创新服务。从整体上看，杨庆祥的思想资源绝大多数来源于近现代的现代性知识谱系，可以说，他批评或研究的“认识装置”基本在现代性的框架之内，尽管他也反思现代性的负面因素，质疑启蒙、革命、进化论或进步论的历史观、时间观，然而，其反思批判的边界并没有超越现代性视域。

正是因为宽广的学术视野，形成了杨庆祥超越性的批评与研究风采。青年批评家徐刚曾言：“他做批评，有一个非常讨巧的地方，你很少看见他去评价一个作品的好还是不好，尤其是他还是一个诗人，明明有很好的鉴别力，但是他永远在通过作品说他想说的话，比如社会，比如历史，永远有一个更大的东西在文学背后，这是他的批评所追求的东西。”^[6]这是杨庆祥文学批评一个非常个人化的显著特色，在对对象的阐释过程中，凸显“我思”，彰显“我”的观念、思想、认知、判断甚或情感。杨庆祥做文学批评和研究，从整体上看，就是“六经注我”式的批评，充分张扬批评者的主体性，体现批评家和人文学者的思想个性、价值认知与审美判断。这不是讨巧，恰恰是对批评高度的追寻，对超越性批评的渴求，对建构主体自我的自觉。从“我注六经”到“六经注我”不是一蹴而就的，中间要经历不断修炼、进化和超越的历程。杨庆祥在自己的博士论文后记中曾说“完全把自我排斥在写作之外”，这是为了确保批评的客观性，这对于初始阶段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随着他阅历的增多和精神的成长与成熟，他在批评和学术上愈来愈自信，越来越有意识地发出“属己”的声音。因而他的批评和学术越来越倾向于以“六经注我”的方式进行自我建构。杨庆祥“六经注我”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在《80后，怎么办？》中，北岛认为：“把社会现实、作品分析和批评家的个人经验融合在一个整体性的批评实践当中——这是一种实验性的写作。”^[7]这里，批评家的个人经验、情感、遭际实际上形构了80后一代人的生存体验和心灵状态。而社会现实、作品分析都归趋以“个人”的历史/时代境遇所引发的“怎么办？”，杨庆祥以社会现实和作品分析为依托，更为广泛、普遍性地注解了“我”这一代人的生存经验和灵魂真相。更多的时候，杨庆祥是依托阐释对象或超越阐释对象，来表达对世界、社会、历史、人生、文学等方面的认知、理念与判断，也就是徐刚所说的，在批评背后有着一个更大的东西，或者说所有的材料、文本、细节、阐释都是为了注解“我”对世界的理解。可能会有人质疑，这样的批评会不会脱离文本，自说自话？就阅读杨庆祥的文学批评而言，这样的担心是多余的，他的“六经注我”，有着非常深厚、扎实的文本阅读基础，而所有材料或资源对“我”的注解均建立在“六经”的地基之上。这有点像以前吴炫所标识的穿越式批评，但杨庆祥显然更具学理性，更注重文学批评的历史化、语境化，更注重在大语境的格局中构建自己的批评话语，在多维的“视界融合”中形成自己的观念体系。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杨庆祥在其批评学术上采用了多样性的批评文体，它们也对形成批评个性和主体性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前文已经提及《80后，怎么办》的实验性文体，除此以外，杨庆祥也有诸多学院派的“高头讲章”，排斥了“我”的介入，恰恰反向形成了批评的主体品格。杨庆祥还有大量的访谈、对话、研讨会发言、讲座，这些可以视为批评的别样文体，在这些文体中，批评家对自己的生活经历、批评理想、学术进路以及对当代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等进行了多面的畅谈，也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批评家的真实内心与对文学文化的多方位思考，这也可以视为对“我”的阐释与敞开。《以文学为志业——“80后学人”三人谈》曾在《南方文坛》上以专栏的形式连载，杨庆祥、金理和黄平扩大了80后学人在学术界的影响。在杨庆祥看来：“我们三人都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有着这个‘代际’特有的一些观念和经验并自然投射到我们的研究中；其次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这种区隔也是将个体‘历史化’的行为，个体只有把自己置于某一历史位置才能理解自我和历史。”^[8]可见，杨庆祥对自己的历史定位非常清醒，而“历史化”则是80后学人的必由之路。在《文学对话录》中，杨庆祥通过对话的方式，与莫言、刘心武、钱理群、陈思和、王晓明、毛时安、吴亮、李陀、杨晓帆、袁园、周明全、程光炜等作家、学者就一系列当代文学的话题展开访谈，在对话的过程中，诸多深邃、前沿、敏锐的话题被深度讨论与辩驳，在交互主体性的“对话”中，愈加增强了学术批评的现场感与时代感。在最近评论陈福民《北纬四十度》的阐释中，杨庆祥别开生面地采用了虚构体评论：《让我们听听北纬40度的声音吧》，这无疑又丰富了批评文体的维度，其独特性、主体性、辨识度进一步跃升。刚刚出版的学术随笔《一种模仿的精神生活》（2023年9月）探讨“一代人的光与影”，该书甫一面世，就受到多方好评。梁鸿指出，《一种模仿的精神生活》抓住了这个时代最核心的问题，“我们在过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生活不是一种模仿的精神生活？”是这本书带给我们的思考。这本书聚焦时代重大的技术改革、人文精神，对时代的核心问题进行回答并试图寻找与之相应的精神状态——这是杨庆祥以随笔的形式体现的“我思”。

三、前沿、现场与新时代的言说

对当代文学前沿和现场的关注一直是杨庆祥文学批评的重要面向。文学批评毕竟不同于文学史研究和文学理论建构，它需要及时、有效地介入当下正在发生的文学现象，关注文学前沿动向和文学现场中的作家作品以及各种文学生态。作为80后批评家的重要代表，杨庆祥一直保持着和当下文学的同步并具有超前意识。其论著《文学的现场》《现场的角力》《寻找文学的新可能》《局势中的文学》，从命名就能看出他对当下文学现场与前沿的看重。杨庆祥的文学批评并不回避前沿与现场的热点、焦点话题。比如近些年学界关注的1980年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问题，在对1980年代文学评价的过程中，杨庆祥特别强调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当然这和他的博士导师程光炜是一脉相承的，他的系列论文《80年代：“历史化”视野中的文学史问题》《如何理解“1980年代文学”》《<新小说在1985年>中的小说观念》《“潘晓讨论”：社会问题与文学叙事》等将1980年代的文学重新问题化和历史化，促成对80年代文学复杂性的理解；对一直备受瞩目的重写文学史问题，杨庆祥也写了多篇宏论：《如何理解“重写文学史”的“历史性”》《审美原则、叙事体式和文学史的“权力”》《在“大历史”中建构“文学史”》等，条分缕析地阐释了重写文学史的历史性；至于80后写作以及代际划分，批评家给予了80后作家张悦然、郭敬明、韩寒等同代人有力的解剖与批判；谈论青年写作，杨庆祥从坐标定位、历史觉醒和内在维度等方面对青年写作的现实与未来进行深度论析；科幻文学与人工智能AI写作也是杨庆祥近年关注的前沿话题，尤其是AI写作所涉及的写作伦理，杨庆祥不无忧虑地提出：“我们时代的诗歌写作是不是已经变得越来越程序化，越来越具有所谓的‘诗意’，从而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习得’‘学习’‘训练’的气质？我们是不是仅仅在进行一种‘习得’的写作，而遗忘了诗歌写作作为‘人之心声’的最初的起源？”^[9]关于新世纪以来的非虚构写作，杨庆祥也以知识考古的方式细细梳理非虚构的来龙去脉，在厘清非虚构的本质定义与当下内涵的前提下，他就非虚构的当下与可能进行了探究，等等。很多前沿或现场的文学话题，杨庆祥要么独自命名如“新伤痕文学”，要么以核心成员参与命名如“新南方写作”“青年写作”，要么作为主持者如“新坐标书系”“青科幻系列”。批评家杨庆祥一直处在当代文学的现场与前沿，意气风发，激扬文字，他的声音总出现在时代文学潮流的风口。

2021年12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杨庆祥的学术论著：《新时代文学写作景观》。藉此，杨庆祥获得了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他的文学批评与人文学术也呈现出新的景观，抵达新的境界。评论集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是综论、宏论也是纵论，下编则是作家作品论，是对部分作家代表性作品的具体阐释，更注重文本细读。无论综论还是作家作品论，论著都面向新时代的文学写作景观，是对当下文学从小时代走向大时代的深度勘察，并在其一贯的批判视域中建构当下瞻望未来。“时间开始了！”胡风的兴奋源于新中国的诞生，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是一个大时代。新时期之新在于改革开放，这也是一个大时代，经济改革波澜壮阔，思想解放春风浩荡。1990年代开启，这是市场经济的“新时间”“新纪元”，也是一个“物质神话”降临的时刻，这何尝不是一个大时代？然而，市场经济大时代的历史进程却也导致了思想的多元，历史总体性的濒临裂解，个人与历史的脱钩。从文学精神层面而言，这又是一个张扬“个人”“孤独”“忧伤”“欲望”“自我”的小时代。在杨庆祥看来，“仰望天空的小孩”，是郭敬明等80后一代人的矫情与历史虚无主义。而新时代则是告别个人主义、小资迷梦、思想碎片化时期的大时代，文学也必然要完成从私人化、欲望化、去历史化写作到重建总体性和宏大叙事的时代位移，从小时代再次走向大时代，这不是历史的轮回，而是螺旋上升。

首先，杨庆祥阐明“人民性”是文学从小时代走向大时代的思想根基。文集之所以命名为“新时代文学写作景观”，是来源于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在德波看来，当下的社会发展到了一个独特的景观阶段，“所有活生生的东西都仅仅成了表征。”确实，在一个媒体、新媒体、网络、影像、资讯异常发达的年代，世界已经表象化了，甚至以各种不同的影像为其外部的显现形式，景观的在场往往遮蔽了社会的原貌。所以，新时代文学要直面文学的景观化、表象化、虚拟化、平面化的多重挑战。文学自然也要完成从小时代到大时代的历史嬗变。如何抵御景观化的文学？文集首篇：《这是一个人民的世纪》开宗明义：“如果我们的青年写作仅仅停留在这些景观化的层面，就会因为某种内在性和整体性的丧失而失去对话的力量……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我们这个世纪的重心？或是说世纪的重心以什么形象呈现其美学和历史的内容？经过长久的思考，我的回答是，人民！是的，这是一个人民的世纪。”^[10]“人民性”不仅仅是新世纪文学的重心，也是新时代文学写作最本质、最醒目的“景观”，更是文学写作从小时代迈向大时代的核心标志。杨庆祥在《创造内在于时代精神的政治抒情诗》中分析：“新时代的时间观念不再是以‘西方时间’为主导的线性时间，而是一种基于不同历史传统和文化特征的各民族时间观念的交织互动，这种交织互动与建基于互联网的天网技术协调一致，线性时间观念变成了网状时间观念。”“新时代也意味着新的主体。在这一新的主体里，‘人民性’是其核心要义。”^[11]可以说“人民性”给新时代的文学写作奠定了基调。如果说十七年文学是革命现实主义的一统天下，新时期文学是审美现实主义、纯文学、主体性为主导，那么新时代文学则以“人民性”为根基。新时代文学既要破除既往意识形态文学的僵化，也要避免历史虚无主义的陷阱，同时也要破除唯审美主义的迷执，让新时代文学写作接通历史意识、秉持时代精神，回到大地和人民。

其次，批评家试图凭借批评话语重建时代或历史的总体性。如果说新时代之前的诸多论述侧重于“分裂的想象”，杨庆祥新时代的言说则是弥合分歧，重构新的想象和整体性，有关青年写作、新南方写作、新政治抒情诗、非虚构写作、科幻写作等都是在整合新的写作资源，展开新的文学想象。因此，杨庆祥寄希望于青年写作，寄希望于青年作家的历史意识和现实意识的双重觉醒。在《21世纪青年写作的坐标系、历史觉醒与内在维度》一文中，杨庆祥更是亟待青年写作告别青春期抒发和自动写作，以厚重的作品去书写时代，青年作家应该自觉赓续鲁迅以降的启蒙主义精神，于内在的“现代性”书写中体现时代的总体性。在具体的作家作品论中，杨庆祥通过一个个新时代文学创作个案，彰显时代精神，如评论李修文的《诗来见我》，文章着意于文本中的“生命之诗与大地之魂”；谈论付秀莹的《陌上》，论述着眼于“乡土叙事”的新变；科幻文学代表着未来的面向，在讨论王威廉的《野未来》时，杨庆祥已经关注后科幻写作的可能，甚至科幻文学也被视为还原了“小说作为世界体系的总体性和完整感”。^[12]与青年时代的批评文章相较，当下的杨庆祥少了年少时期的峻急和锋芒外露，多了沉稳、厚重和大气。读《新时代文学写作景观》里的文章，尽管批判的锋芒仍在，但言说多建立在逻辑缜密的学理层面上。上编系列综论的文章视野开阔、旁征博引，问题意识、思想光芒、真知灼见均在举重若轻的论述中逐一显现。下编作家作品论，深入文本肌理，每于幽微处有独到的审美发现。

再次，杨庆祥赋予了这本书以主体询唤与希望建构的双重期待。“询唤”是拉康与齐泽克精神分析的一个概念。“不同的询唤询唤出不同的主体”，杨庆祥在这本书中对新时代文学写作主体作了不同的询唤。青年是国家民族的未来，也是文学创作的未来，《21世纪青年写作的坐标系、历史觉醒与内在维度》一文中，杨庆祥期待青年一代找准自身的坐标定位，接通历史意识，并将现代性追求内在化，这是对青年主体的深情询唤。《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一文，询唤的是新南方写作的主体和汉语写作的主体及其主权。关于AI写作所涉及的写作伦理，批评家对写作的主体是人还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发出了灵魂之问。看得出，杨庆祥询唤的依然是“人”才是写作的真正主体。《创造内在于时代精神的政治抒情诗》一文询唤“新抒情诗”，亦即新时代的政治抒情诗创作主体的出现，创作出“历史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的诗歌作品”。另外，这本书还给未来文学创作以希望，书的腰封上写道：“写作不仅仅是解释和想象世界，同时也在改造和建设世界。”因此，这本书不单是对新时代文学写作的观察和阐释，也是对新时代文学面向人民、面向时代、面向社会、面向世界的创造与建设。

杨庆祥是一个深具历史意识和使命感的批评家、人文学者。他对世界、社会、文学、历史、时代有着清晰的认知，时刻保持着头脑的清醒。他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对个人主义堕入浅薄利己主义的批判，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批判，对小资迷梦的批判，对当下文学生态的批判等都始终贯穿着历史化的维度，这是难能可贵的。只有将思想或文学议题置于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充分语境化和历史化，才能够廓清层层叠叠的认知迷障，重返历史的原生状貌和复杂性。杨庆祥也以自己持续不断的书写，加入对时代精神的构建，以自身的批判性和建构性批评实践，促成新时代文学从小时代走向大时代，尤其是在新时代，杨庆祥认为“文学书写依然是重要的，其重要性在于通过不断的，持续的书写把支离破碎的历史缝合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个人与历史能够发生有效的关系，或者说，个人通过阅读加入历史中去，然后完成现实性的（而非想象性的）成长。”^[13]正如他自己所言，历史就在脚下，世界从来就不虚无。也许有一天，经过漫长的求索时代，我们最终会在历史中相逢。

参考文献：

[1]杨庆祥.分裂的想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6.

[2]孙郁.抵抗没有历史的历史——谈杨庆祥的文学批评[J].东吴学术,2014(1).

[3]吴义勤.文学批评如何才能成为“利器”[J].文艺研究，2022(2).

[4]杨庆祥.韩少功的文化焦虑与文化宿命，载《分裂的想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25.

[5]杨庆祥.“孤独”的社会学和病理学——张悦然的《好事近》及“80后”美学倾向[J].南方文坛,2009(6).

[6]格非等.青年与时代——从《80后，怎么办？》谈起[J].《雨花》,2016(6).

[7]北岛语.参见杨庆祥.80后，怎么办？[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封面.

[8]杨庆祥 金理 黄平.以文学为志业——“80后学人”三人谈[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2.

[9]杨庆祥.与AI的角力——一份诗学和思想实验的提纲[J].南方文坛,2019(3).

[10]杨庆祥.新时代文学写作景观[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5.

[11]杨庆祥.新时代文学写作景观[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97.

[12]宋明炜.中国科幻新浪潮[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26.

[13]杨庆祥.分裂的想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7.

该文系2022年度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世纪皖籍批评家研究（编号：AHSKY2022D237）阶段性成果。

(原载《淮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