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子生眼里的天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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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蒯子生又有几年没回家乡了。尽管还是有人想着找他办一些自己办不了的事，但对于大多数犁下村的人来说，他更像是挂在遥远天际的一轮圆月，圆满而清朗，象征意义已经远远大于实际的功利意义。

    但这种美妙的距离感最终好还是被蒯子生自己给消除 了。夏天的一个晚上，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他开口就向我打听沉木中学的情况。我告诉他，沉木中学现在已经没有高中部了，但教学质量在全县的初中还是数一数二的。我以为他只是随便问问，没想到他接下来说的话却让我吃惊不小，他说儿子祺祺暑假后就要上初中了，他想让他转到沉木中学来借读，还要住在我家。我脱口就说：“子生，你疯啦，你让一个北京的孩子到乡下来念书？搞上山下乡呀？”他说：“春阳啊，北京的雾霾实在是太可怕了，我总不能让儿子整天泡在超标的PM2.5里面吧……你不要再大惊小怪了，我就问你，这个忙你帮不帮？”我愣住了，好半天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暑假快结束的时候，蒯子生真的带着儿子回来了。那天我老婆正好到天津看儿子去了（儿子去年考上了天津的一所大学，暑假没回家），我一个人在家，就把他们父子暂时安顿在家里住下了。晚上，我亲自下厨烧了几个菜款待他们。吃饭的时候，刚开始气氛还算好，但蒯子生看到祺祺老是盯着红烧肉吃，就不高兴了，不停地提醒他少吃荤多吃素，还把放在祺祺面前的红烧肉和另一侧的清炒菠菜掉了个个。祺祺不买账，赌气似的把筷子伸过来，继续夹红烧肉吃，一口一块，吃得满嘴滋油。蒯子生气急败坏地对我说：“你看这孩子，就是跟我拧着来，中国教育的悲哀啊！”我很想笑，没想到祺祺竟然遗传了蒯子生喜欢抬杠的基因。

吃过晚饭，我陪蒯子生到学校里散步。沉木中学还在原来的地方，虽然当年的建筑已经很少有了，但大致的格局还没有变。我们沿着靠近操场一侧的河岸走着，不知不觉就走到了那座书贤亭旁边。一轮明月挂在书贤亭的飞檐上，显得别有情致。这座八角亭算是校园里最老的建筑了，我们小的是时候就经常在里面玩耍。坐在亭子里，蒯子生想起了一件往事。说他有一次上晚自习，悄悄跑到亭子里看月亮，看着看着就睡着了，老师看他不在，就发动全班去找他，等找到他时，天已经快亮了……提起这事，他突然感慨起来，说：“春阳啊，你说要是我现在睡在北京的哪个旮旯里，还会有人去找我吗？”

    那天晚上，我们谈了很多，从他的口中，我终于知道他之所以送儿子来借读，除了为躲雾霾，还有其他的因素。

    他和老婆离婚后，儿子本来是跟着严寒雨过的，但就在前年，严寒雨到德国进修去了，时间是两年，他就主动提出要照料儿子的学习和生活。严寒雨的父母身体都不大好，就答应了他的请求。可他在接管后不久，就发现了问题，和祺祺的老师较上了劲。而最初的冲突是和一篇作文有关。蒯子生在检查儿子的作业时，发现他的作文本上有一篇作文叫《我家的囧事》。祺祺在作文里写道：我家的囧事都是我爸爸一手造成的，他是个研究天气的，可惜他没把北京的雾霾弄好，倒是把家里弄得风雨交加，乌烟瘴气……蒯子生一怒之下，拿着作文本去学校找到了语文老师，说你这是让学生写作文吗？分明是让他们写举报信嘛。现在他们就开始胡乱地举报家长了，将后来他们就会胡乱地举报整个社会，这还了得？老师只好耐心向他解释，说出这样的题目，只是想观察一下孩子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情商。他还是不能理解，说生活中有那么多喜事趣事你不让他们说，怎么偏让他们说囧事呢？像你这种心理阴暗的人，怎么配做人民教师呢？老师被他说恼了，说我看你更不配做家长。两人就这样你来我往地闹开了。后来还是校方出面调解，蒯子生才算放过了老师。但时间不长，祺祺的又一篇作文让他差点崩溃。这篇作文的题目叫《三十年后》，祺祺在作文里写道：三十年后，我可能不在人间了，罪魁祸首就是我爸爸，是他长期的摧残造成的。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他在我之前就先挂了……我死后的第一天，就来到了天堂，那里风景如画，鸟语花香，但就在我心花怒放的时候，却看到一个面目狰狞的老人朝我走来，天啊，这不是我爸爸吗？他怎么会在这里呢？他应该在地狱里呀……蒯子生肺都气炸了，随手用报纸卷起一根纸棍教训了一通儿子，然后满腔愁怨地冲进了学校，这次他直接找到了校长，要求要给祺祺调换班级，但校长却以没有先例为由拒绝了他。他就告到了区教育局，教育局的人在了解了情况后，认定老师出的作文题目并没有错。蒯子生说题目看上去是没什么问题，问题是学生在文章中暴露出来的黑暗心理，和学校的教育是密切相关的。教育局的人却说他把问题扯大了，并婉转地建议他要好好地进行自我反省。蒯子生一听，火冒三丈，说你们就是一群自欺欺人的病人，中国的教育就要毁在你们手里了。

    蒯子生慷慨激昂地控诉了一番后，站起来紧紧握住了我的手，说：“春阳啊，我把拯救祺祺的希望就寄托在家乡学校了，就寄托在你身上了。”他托孤一般的语气压得我有些喘不过气来。

    蒯子生临走的前一天，又去父母的坟上看了看。第二天我送他去县城坐火车时，他告诉我，坟前的那棵楝树已经长得有两层楼那么高了。还说，他想把楝树果带到别的地方去种。

    新学期开学后，祺祺真的出现在了沉木中学的校园里，这引起了很多目光的关注。我也听到不少议论，有人对蒯子生这样做很不理解，但更多的人则认为他既然这样做了，肯定是有他的理由的。校长倒是很高兴，祺祺的到来无意中让学校的地位有所提高，他逢人就说：“蒯教授的儿子都从北京过来借读了，没想到沉中的魅力那么大哦。”

    但祺祺的到来却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起初老婆不太同意他住在我家，因为她在乡政府做会计，平时工作也比较忙，怕照应不过来他。我就做她的工作，说儿子大学毕业后，说不定找工作的时候要麻烦人家蒯子生。她一听，才勉强答应下来了。生活安顿好了以后，就要开始操心他的学习了。这孩子其实很聪明，但就是没把心思放在学习上，成天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言行还有些怪怪的。老师讲课的时候，他总喜欢插嘴，让他站起来发言，他却一言不发。和同学们在一起玩得好好的，他会突然翻脸，动不动就用京腔骂一句“丫挺的”。他不喜欢生物老师，有一次测验考试，他看到卷子上有一道题：为什么同一窝猫中，有白猫、黑猫和花猫呢？他随手就在题目下写了一行字：为什么有人脸上白一块黑一块花一块呢（生物老师脸上有些白癜风），需回复这个问题才可以浏览答案。时间不长，就有老师、学生甚至是家长来找我投诉，我只好竭力地安抚他们，谁让我是祺祺的临时监护人呢。回到家里，我总是苦口婆心和他讲道理，但这孩子却很难沟通。有一次，我为了激励他，说起他父亲当年如何的聪明，如何的懂事，如何的让大家引以为豪。事实上，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以蒯子生为典型津津乐道地激励着我的学生们，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这一次，我的话却被祺祺打断了，他说：“你不要老提他的过去，他现在是什么样的人，我比你清楚。”

    两个多月下来，祺祺的状况没有多少改变，我只好打电话给蒯子生。他在问了一下祺祺的具体情况后，竟然得出这样的结论，说祺祺比在北京好多了。我痛苦地说：“大教授吔，你家的这个小祖宗我可是伺候不了啦。”他说：“春阳，我过一阵子打算回老家住上一些日子，到时候还是我自己来照看祺祺吧。”

    得知蒯子生要回老家来住，开乐赶紧安排人将蒯家老屋里里外外收拾干净。顾得来还自告奋勇掏钱给屋里添置了一些必备的生活用品。

    时间不长，蒯子生真的回来了。他一来就把祺祺也接老屋里和他一起住了。好在村子就靠近镇上，离学校不远，祺祺上学还是比较方便的。

犁下村乃至整个沉木乡的人都对蒯子生的做法更加困惑不解了，他先是把儿子弄到乡下来念书，现在自己也跟着来了，而在这之前，他和家乡的联系少之又少。很多人跑来问我，我也说不清楚，只是隐隐觉得有些担心。

                                                       6

    不管怎么说，蒯子生的的到来还是引起了方方面面的重视。听说他在村里住下了，乡亲们纷纷上门去看他，去的时候，手里都没有空着，给他带了不少吃的用的。村里还专门安排了一个勤快的妇女给他们父子俩烧烧洗洗。县里和乡里的头头脑脑知道后，也纷纷来拜访他，请他吃饭。没几天，他便在地方上拥有了多个头衔，尽管这些头衔大多是虚的，但也有一定的含金量，其中一个叫“全县发展决策咨询顾问”的头衔，据说全县本土籍人士只有他一个人获得过。当然了，蒯子生不是每个头衔都接受的，顾得来想请他做顾问，他就没答应。

    那段时间，犁下人再次爆发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狂热，对周围村子的人根本就没放在眼里。犁下一个入赘到别的村的上门女婿，大约是受到这种氛围的熏陶，开始不安现状，把刁蛮的老婆打了一顿后跑回了犁下村。他老婆的几个兄弟带着一帮人来找他算账，他慌不择路，一头蹿到蒯子生的家里躲了起来。那帮人就堵在蒯家的门口要人。一听有人堵蒯子生的门，村民们呼啦一下，就把那帮人给围住了。冲突一触即发。村长开乐赶紧给乡长打了个电话，乡长很快就亲自带着警察赶到现场，驱散了来肇事的人。犁下人为此津津乐道了好一阵子，都认为现在有蒯子生这尊菩萨贴身罩着，可以高枕无忧了。

    也正是在这期间，我陪蒯子生参加了很多饭局。每次喝完酒，他都很兴奋，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春阳啊，还是家乡好呀！”有一次，县长请他在县里唯一的四星级宾馆吃饭，他把我也带去了。我一个乡下的教师，平时只能在电视上看到威严的县长。那天和县长零距离接触，竟然发现县长也有和蔼风趣的一面，当然他的和蔼风趣主要是面向蒯子生的。那天，蒯子生和我都在县长的和蔼风趣中喝多了。酒后，县长留我们在宾馆住了下来。本来人家要安排两间大床房，但蒯子生却只要一间标房，让我和他同住。这架势又是要找我穷聊。一进房间，他就开始不停地说那句“还是家乡好了”。我趁着酒劲和他发生了分歧，说：“既然家乡那么好，为啥还有那么多北漂呢？”

    蒯子生摇摇头，说：“你从来就没离开过家乡，说了你也不懂，那叫‘北漂’？分明是‘北沉’啊！”

“你这话言重了吧，我看不少人漂得有滋有味哦。”

    “那都是表面现象，王宝强你知道吧？那算是北漂的成功典型了，但他还不是照样被老婆抛弃了，其实说到底，他是被北京那样的城市给抛弃了。一个草根别以为在皇城根下发了点绿芽，就认为拥有整个北京的春天了。也许他在物质上还算富有，但他永远是那座城市精神的乞讨者……”蒯子生酒后的话总是显得慷慨而精辟（这一点我那次去北京就领教了）。

    我无言以对，隐隐觉得他这番话把他自己也兜了进去。果然，他接下来就说到了自己。他在说到自己的遭遇时，言语有些失控，嘴角微微颤动着。看着他那副义愤填膺的样子，我努力在大脑里剔除他个人情绪化的东西，试图还原事情的真相。

    这几年，在单位逐步被边缘化的蒯子生心有不甘，他试图要挑战这种困境，但他选择的方式却是适得其反，他不是主动去修复和别人的关系，而是总想着要把别人拽到他思维的框架里来，结果局面是越发地不可收拾。他和人讲话，口头禅就是先来一句“你搞错啦”，让人听了很不舒服。逢到观点不一致的，他自然是要去找人家抬杠的；而对观点相近甚至相同的，他也要创造条件去抬上几句。比方有人说西红柿有营养，他也赞同，但他不会轻易朝别人点头的，而是会告诉人家，西红柿弄不好就成了毒药，和螃蟹一起吃会产生砒霜，和咸鱼一起吃会致癌，和香菇一起吃会破坏胡萝卜素……如果没人找他抬杠，他也会独自把手上的杠子舞得眼花缭乱，让人躲着他走。他就像一口烧红的铁锅，渴望着有人把什么东西放进去，从而获得刺啦一声的快感。有一次院里开年终总结会，课题组长们都要上台发言，规定每个人只有十分钟。但他说着说着就超时了，嘴里春潮带雨似的奔涌起来，开始传播自己的学术观点，并不失时机地批评起别人……院长实在忍无可忍，让人递了张纸条给他，提醒他时间超了。他瞥了一眼纸条，竟然说：“可能有的领导觉得我说多了，可他自己还没觉察到，他平时在会上说得还少吗？我一年就说一次，他一说就是一年啊……”院长坐在主席台上，气得眉眼歪斜。

    蒯子生眼里揉不得沙子，结果他自己就成了大家眼里的沙子。单位内部实行科研体制改革，要双向选择，结果他这个原来的课题组长，却没人愿意跟着他干。这样，他这个组长就被调整下来了。他去找院长吵，院长被他吵得头痛，只好给了他一个“特殊政策”——允许他执行弹性工作制，说到底，就是来不来上班无所谓。

    在家里呆了一段时间，蒯子生重新体会到单身汉的悠闲，没事喝喝茶、看看书、散散步，他想先让自己静下心来。但是有一天，他在小区里散步的时候，突然有一个苹果从天而降，就在他一步之遥的水泥地上摔得肝脑涂地。正是这个来历不明的苹果，让蒯子生决定改变刚刚默认的生活模式。

    他在向我说到这件事时，表情显得有些夸张，“春阳啊，这可不是牛顿的那个苹果哟，它是从几十层的楼上砸下来的一个烂苹果哦，你想想，我孬好也算个科学家，在别人上班的时间，我却被一个烂苹果砸死在家门口，算怎么回事？”说完这番话，他还向我描绘了一个细节——当他想抬头去观察某个肇事的窗口时，竟然发现颈椎痛得抬不起头来（“抬头看天”过去可是他的强项），而与此同时，他看到了自己留在地上那有些佝偻的影子。据此，他得出结论：“春阳，我总不能就这样看着自己无所事事地老去吧？”

    蒯子生又出现在了单位里，并且像年轻人那样做到上下班打卡（副研究员以上一般无需打卡）。每次在考勤机面前，他都很庄重地把自己食指的指肚压上去，然后等着自己的名字跳出来，并享受着随之传出的那声甜美的“谢谢”。关于这一点，他向我解释说他刷的不仅是指纹，更是一种存在感。而对于他的复出，同事们显然有些不太适应。蒯子生也感觉到了，他发现乘电梯的时候很少有人和他同乘，吃食堂的时候很少有人和他同桌，他的办公室里整天也不见一个人进来，桌上的固定电话从来就没响过。有一天，院长特意来到他办公室，说蒯教授啊，你气色不大好哦，还是回家修整好了再来上班吧。他一听心里就有些不舒服，说院长你嫌我碍事呀，我建议你回去翻翻《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人有权工作”……院长碰了一鼻子灰，怏怏离去。没过几天，院里就开始给他派活了——安排他到南方出一趟差。这一次他同意了。可等他出差半个月回来，竟然在院里的会议室里看到了一张很大的照片，是一位国家领导人和院里全体研究人员的合影。他突然明白过来，原来就在他出差期间，那位国家领导人来院里视察了。事后他才知道，院长之所以要把他支走，是怕他在首长面前口无遮拦生出岔子来。这次打击对他来说，实在是太大了，他终于觉得在单位再呆下去已经毫无意义了。

    至此，蒯子生仍然没有服输，他在寻找着重新点燃生活的机会。在一次大学同学举办的鸡尾酒会上，他认识了冯夏。那天晚上，不少功成名就的同学都聚在一起高谈阔论，他不愿做旁观者，也和大家一起聊了起来，但他聊着聊着就聊起了自己的老本行，津津有味地说到大气研究的最新成果。结果硬是把一圈子人给聊散了。意识到大家都有些躲他，他有些失落，端起一杯血腥玛丽独自坐到了一个角落里。这时候，一个戴眼镜的女士走了过来，主动用手上的红粉佳人和他碰了一下，说蒯教授，我叫冯夏，也是学大气专业的，刚才听了您的话，受益匪浅呀。蒯子生打量了她一下，发现她长得一般化，但身上散发出一种知识女性的书卷气。聊开后，他才知道冯是湖北一所大学的讲师，目前正在北京读博，是他一位同学的老乡。两人聊得很投机，就互相留下了联系方式。没过几天，他就接到了冯夏的电话，约他到后海小聚，说是有专业问题向他请教。他很高兴，特意带着他那本颇为得意的专著，准备现场签名送给她。但那天冯夏只顾劝他喝酒，并没有请教他什么问题。等酒喝得差不多了，她就开始诉起苦来，说自己一个离异的女人在北京打拼怎么怎么不容易。蒯子生同病相怜起来，也向她敞了开心扉……那天晚上，他说了很多话，也是他第一次和人说那么多话而没有抬杠……

    认识不到三个月，蒯子生和冯夏出人意料地闪婚了。可是仍然是不到三个月，他们就离了婚。这场短暂的婚姻给蒯子生带来了情感的再次伤害，却给冯夏带来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北京户口。

    在谈起自己第二次离婚时，蒯子生似乎并不后悔，对我说：“春阳，和这样一个是非观有问题的女人在一起，我一天都呆不下去呀。”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他举了一个例子。

一个星期六的中午，冯夏睡到中午十一点多还没起床，蒯子生就催她起来做饭。冯夏不高兴了，说老蒯，你当我是你老妈子呢。蒯子生没办法，自己又不会做饭，只好准备下面条来对付一餐。这时候，冯夏却一骨碌爬起来，嚷着要到外面去吃。他虽然有些不情愿，但吸取过去的教训，不想为这样的小事弄得鸡飞狗跳，就勉强答应了。两人出了小区，看见对面的广场上正在举办美食嘉年华，就走了过去。广场上很热闹，除了琳琅满目的美食，还有开发商搞的各种促销活动。蒯子生正皱着眉头走在人群里，突然看见前面一个黄头发的男青年一把夺下一个老太手上拎的手袋就往人缝里钻。他没有多想，立马就追了过去。老太可能是怕他吃亏，跟在他后面喊：“别追啦，都是不值钱的东西。”但他没有理会，拨开人群继续追赶。追到马路上，黄头发在慌乱中扔了手袋。蒯子生一愣神，滑到在地，脸上划出了几道血印子。等他拎着那只装着开发商广告的手袋回来时，老太已经不见了。再去找冯夏，却发现她正在摊位上有滋有味地吃着台湾蚵仔煎。冯夏看看他的脸，又瞄了一眼那只手袋，说老蒯，你为一袋废纸这么玩命，值吗？蒯子生理直气壮地说，当然值了，这可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我就是要让那些做贼的人产生压力，让他们不敢偷、不能偷、甚至不想偷。冯夏突然冷笑起来，说和你这种人在一起，我的压力恐怕比那小偷还大噢……

    时间不长，两人就分道扬镳了。

    没想到蒯子生这两年的遭遇更加糟糕， 我在心中唏嘘了一会，故作轻松地安慰他：“大教授，你这下回来就好了，故乡的云会抚平一切创伤的。”他深有感触地说：“是啊，不瞒你说，我这次回来不单是为了照看祺祺，更是为了能在家乡的土地上找回自己哟……”

    后半夜，我被蒯子生的呼噜扯醒了，但我并烦躁，我真的希望他在家乡的每个夜晚都能睡得这么香。

7

    回老家住了一段时间，蒯子生仿佛真的找回了自我。面对一拨接一拨的拜访，一茬接一茬的宴请，一句接一句的恭维，他有些飘飘然了，全然忘了在北京受的委屈。

    而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却看出了一些门道，那些来找他的人，特别是县里乡里的那些头头脑脑，并不仅仅是出于对他的尊重，也有实用主义的一面。县长就问过他在国家发改委有没有什么关系，说县里的一个化工项目正等着立项；乡长也向他打听，问他在省水利厅有没有路子，想争取几个钱把乡里的埂堤加固一下；至于村里想找他的事就更多了。面对类似的问题，蒯子生一般不做正面回答，他会答非所问地把话题引到他感兴趣的领域里。有一次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婉转地提醒他说：“大教授啊，家乡人还指望你做点贡献哦。”他想了想，似有所悟，说：“春阳啊，你说得对哟，我正在考虑要做点什么呢，不然对不起家乡呀。”

    几天后，蒯子生告诉我，他要去县里给全县的领导干部做报告，让我也去听听。第二天一早，我就随他坐上了县里来接他的车子。报告会在县行政中心的大会场，六百多个座位坐得满满的，县里四大班子领导悉数到场。县长亲自做主持，走上来就热情洋溢地将蒯子生猛夸了一番。蒯子生那天讲的题目是《人类活动和厄尔尼诺的形成》，应该说除了时间讲长了一点，总体上还是很有水准的。但我总觉得县长在做最后总结的时候过于潦草了，不像他开场白中那么有激情。

   散会后，在县里吃了饭，我们就往回赶。在车上，蒯子生很兴奋地对我说：“春阳，我终于有事干喽，北京的雾霾我是管不了了，我要让家乡天空永远湛蓝。”他说他要在家乡搞一个“小气候实验区”（这也许就是他要为家乡做的事）。我有些担心，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大气候搞不好，小气候从何谈起。”他不高兴，反驳我：“照你这么说，就没桃花源了？就没有小岗村和深圳了？”

   当天下午下了课，我接到乡政府的电话，说是乡长让我去一趟他的办公室。我一照面，乡长就说：“王老师啊，蒯教授给我们惹麻烦啦。”

   “啥麻烦？”我有些不明白。

   “你不知道哦，上午的报告会一结束，县长就剋了我一顿，说蒯教授的报告对县里的发展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呀。”乡长皱起了眉头，“你说我冤不冤，又不是我让他这么讲的。”

    “蒯教授并没有说啥出格的话呀。”我替蒯子生辩解道。

   “还不出格呀？你们这些秀才真是一点都不敏感哦。”乡长轻蔑地扫了我一眼，“你看他说的那些话，什么产业转移就是污染转移，什么化学工厂就是折寿工厂……县里正想上化工项目呢，本来就有不少人反对，现在好啦，他这一说，那些人找到依据了……”  

    乡长请我去的意思是，让我侧面提醒一下蒯子生，今后说话要注意一点。离开乡政府，我就近买了几样卤菜，直接去犁下村找蒯子生去了。蒯子生见了我很高兴，拿出一瓶他从北京带来的牛栏山就和我喝开了。从喝第一口酒开始，我就盘算着如何去提醒他，可一直到一瓶酒喝得差不多了，我也没能插上嘴。他的嘴里就像安了马达一样，不停地慷慨陈词，说着自己美妙的构想。终于，我逮住他一个打酒嗝的机会，把话说了出来：“蒯教授，基层有基层的情况呀，不去招商，不上项目，喝西北风去啊？”

    “发展我并不反对，但问题是招什么商，上什么项目，病急乱投医的结果是死得更快。”

    “我们这种穷地方，一点污染没的好项目能招得来？”

    “那也不能饮鸩止渴呀，”他的蒸笼头又开始冒烟了，语速也加快了，“打个比方，你在沙漠里走渴了，看到一汪明知剧毒的水，你是去喝呢，还是坚持去寻找下一个清洁的水源呢？”

    “那要看我渴到什么程度了。”

    “春阳啊，你这种思维很普遍哟，太可怕了。”

    吃完饭，天色已经很晚了，蒯子生把我送到村口，一路上还在喋喋不休地向我灌输着他的理念，我感觉不是我来劝他，到好像是我主动送上门来接受他教育的。分手的时候，他抬头看着星空，嘴里喃喃地说：“春阳，你知道冥王星吗？”

    “在哪呢？”我也抬起头来看着满天的星星。

    “冥王星用肉眼是看不见的，它太遥远了，遥远得人们对它知之甚少哦。”

    “不就是太阳系中的一颗行星嘛。”

    “过去是，现在不是了，它已经被人类排除出了行星系列，这是一颗孤独的星啊！”他的语气似乎有点伤感。

    那次吃饭后，我很长时间没和他面对面地交流了，他好像很忙，有时候他会打电话给我，让我把祺祺接回家。我虽然不知道他具体在忙些什么，但从他发的微信当中可以看出，他为了打造所谓的“小气候实验区”没少花心思。他一天要发好几十条微信，内容大都涉及大气、环保等方面，有宏观理论，也有微观点评，有经验介绍，也有教训剖析。后来我才知道，他微信发的面很大，因为他自从回来后，几乎逢人就加好友。很快就有人抱怨他的微信发得太多了，一些和他来往不多的人干脆把他拉入了黑名单。我们的校长是个很忠厚的人（他也是我和蒯子生中学时代的老师），向来注重礼尚往来，何况蒯子生又是他一辈子的骄傲，所以对蒯子生的微信是有来必赞。蒯子生就把老校长当成了知音，没事就和他在微信里聊，有时候能聊上大半夜。结果老校长终于被他聊崩溃了，在他即将退休的时候，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整夜整夜地睡不着。他的老婆——一个地道的农村妇女，找到我说：“春阳啊，你让子生少发点那个啥信吧，就像羊子拉屎，一拉一大串哟，还有，就是发，也不能深更半夜发呀，老头子半条命都让他搭进去喽。”我只好打电话，转弯抹角提醒他不要再发那么多微信了。可他却振振有词地说：“我这是给大家招魂，一个人的魂丢了，喊一两遍能喊回来吗？”

    终于有一天，蒯子生的“招魂微信”弄出麻烦来了。那天晚上，我收到他在朋友圈发的一组照片，照片的主角是一根巨大的烟囱，它正豪放地吐着烟气。从其中一张照片上可以看出，烟囱从上到下写着一行红色的标语：三年上台阶，五年大变样。他在随后的文字中告诉大家，这就是县水泥厂的大烟囱，并做了点评：三年上污染台阶，五年变妖怪模样。

    第二天一早，县委宣传部部长亲自带着舆情办的人来找蒯子生了，乡长陪他们去的。但据说蒯子生和他们谈得很不愉快。部长劝他要想办法消除照片的负面影响，并保证下次不再发这种影响县里形象的东西了。他却说部长讳疾忌医，还说自己既然是县里的发展决策咨询顾问，就要对类似的问题过问到底。部长气得拍了桌子。蒯子生倒是不气，用手机把部长拍桌子的镜头拍了下来，还说：“我要让大家都知道，你就是污染源的保护伞。”乡长一看，赶紧好言相劝，好说歹说才让他把手机里的照片给删了。

    下午，乡长又把我找去，一见面就和我说起了那根烟囱，“王老师，水泥厂可是县里的支柱企业啊，那烟囱是普通的烟囱吗？那是县长给老天烧得一柱高香呀！”他让我再去劝劝蒯子生。

    我吸取上次的教训，说：“乡长啊，你们领导都劝不了他，我就更没办法了，他这个人我知道，越劝越犟哦。”

    乡长有些无奈，说：“那你打听一下，这位大神啥时候回北京呀。”

    我说：“看这架势，他恐怕是要安营扎寨喽。”

    乡长脸上的无奈演变成了绝望，说：“我算是中大奖了，神仙下凡正好下到我的地界了。”

    烟囱事件后，县里和乡里的头头脑脑几乎和蒯子生断了往来，也没人请他吃饭了，更没人请他参加活动了。他好像有些失落，找我叹过一次苦，一副壮志难酬的样子。我说：“子生啊，人都让你得罪光喽。”他有些困惑，说：“现在的人怎么那么容易就被得罪呢？”

    这以后，蒯子生开始把精力集中放在了犁下村，他似乎有些知难而退，将他的“小气候实验区”进行了收缩。这样一来，他就和村里人较上了劲。村民家里办个红白喜事，他只要听到烟花爆竹声，就会及时赶去干涉，对人家进行一番“科普教育”，说放烟花爆竹会造成空气中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硫剧增，对呼吸器官会产生强烈的刺激和腐蚀作用。但他的苦口婆心总是换来人家的抵触。有一次，村里一个光棍好不容易在外面找了个女人，结婚的时候放了一些冲天炮，他就跑去制止。新郎就说：“蒯教授，既然烟花爆竹危害这么大，为啥市场上有的卖呢？”他一听就和人家杠上了，说：“有的卖，那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人买，就像拐卖妇女，根子是有人有需求，而这样的需求害人害己呀……”新郎被他东拉西扯说得大惊失色，不是因为放冲天炮的事，而是他那个新娘本来就有些来历不明，还以为蒯子生知道了什么真相。新郎怕惹出事来，息事宁人地停止了放炮。蒯子生则认为自己的道理打动了人家，从此更加满怀热情地投入到禁放活动中。

    除了抓禁放，他还抓禁烧。秸秆禁烧虽然上面已经抓得很紧了，但还是有少数村民图省事，偷偷去烧。蒯子生注意到这个现象后，就做起了村里的义务巡查员。如果让他抓到了现行，他会把当事人说得恨不得奋不顾身跳进火海去灭火。如果只见火不见人，他就会马上打电话给村长开乐。开乐自然会屁颠屁颠带人过来灭火，因为他是和乡里签了责任状的。夏收后，乡里开了一个秸秆禁烧工作表彰会，犁下这样一个过去禁烧的后进村竟然受到了表彰，开乐还拿到了三千块钱奖金。开乐一散会，就打电话给我说：“春阳啊，蒯教授这次总算帮了我一把，没有他白天黑夜地盯在地里，咱村咋禁烧工作咋会受到表彰哟。这样吧，你帮我约他吃个饭吧。”

    一餐饭吃下来，受到鼓舞的蒯子生对村里的事就更加上心了。

    转眼就快到年底了，上面传来消息说是要搞整村推进，也就是要把村庄相对集中，腾出更多的地来复垦成农田。犁下因为村民居住较散，成了首批试点村。蒯子生得到消息后，找到开乐，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设想——他建议在村里造一栋几十层的智能环保型大厦，让全村三千多人全部住进去。开乐被他这个想法吓得眼珠子差点射了出来，说：“我的亲娘哎，这又不是搭积木，我可做不了主。”蒯子生早已替他想好了，说：“乡里马上就要开人代会了，你是人大代表，可以在会上提交一份议案嘛。”开乐赶紧摇着头向后退去，就像蒯子生要拉他去打官司。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蒯子生不依不饶缠住了快乐，甚至还替他代写了议案。

    乡里开人代会的时候，开乐硬着头皮把那份《关于建造“大厦里的村庄”的议案》递了上去。结果，当天晚上乡长就把他找去剋了一顿。乡长说：“开乐啊，你脑子进水啦，你以为你是华西村的村长呀，这大头梦做得也太离谱了吧，我看你是头脑发热，想成立犁下国，要当国王哦。”开乐吃了哑巴亏，有苦说不出。蒯子生知道后对乡长的态度扼腕叹息，说了一句让人费解的话：“有些人连梦都不敢做，还怎么做人呀。”

蒯子生回老家断断续续呆了一年多，家乡人对他的态度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人们由最初对他的趋之若鹜变成了后来的敬而远之。很多人不愿接受这样的事实——北京的蒯子生和犁下的蒯子生竟然是同一个人，就像我很小的时候不能接受天蓬元帅和猪八戒是同一个角色一样。

8

    犁下人总算是等到了蒯子生要走的消息了。他老婆从德国进修回来了，硬是把祺祺接回北京上学去了。大家便因此推断，蒯子生也会跟着回去的。我也在心里念叨，子生啊，你还是回到京城的天堂里做你的天蓬元帅去吧，就不要在高老庄里折腾了。我试探性地问了他一下，他说：“春阳，我是打算走了，不过不一定是回北京，还有，我必须要做完一件事才能走……”

    蒯子生说的那件事和顾得来有关。

    蒯子生刚回来的时候，顾得来很想和他套近乎，就一直想请他吃个饭，还请我出面约了几次，但蒯子生都回绝了，还是那句话，不和搞大气污染的人啰嗦。顾得来只好拎着两盒冬虫夏草口服液登门拜访，说是要感谢蒯子生上次帮他推介了沥青。蒯子生一听，断然否定自己和人打过招呼，并追问他的消息来源。顾得来只好把我说了出来。当天下午，蒯子生就到学校找到我，开口就质问我不该把他和顾得来扯到一起。我向他解释：“我不过就是应付一下顾得来，你也没有真的帮他什么忙，怕啥？”他一本正经地说：“这传出去说不清啊，你想，我是保护大气的，他姓顾的是破坏大气了，我俩的关系就是猫和老鼠的关系，现在好啦，被你这一搅和，人家还以为猫和老鼠勾肩搭背呢。人言可畏啊！”在我的印象中，蒯子生还是第一次有所顾忌，想到他平时一副不怕得罪人样子，觉得很不理解。

    尽管蒯子生对顾得来很不待见，可按说是不会有什么飞刀溅血的冲突的，因为顾得来的沥青搅拌站毕竟是在邻县的地界上。但就在最近，顾得来却要把沥青搅拌站搬回家乡来，而且要扩大规模。他看中了犁下村后山一处废弃的采石场，乡里和村里都很支持，因为他承诺投产后一年能上交三百多万的税收，还答应在村里招工，帮村里修路……蒯子生知道后，心急如焚，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小气候实验区”就这样毁在一个土豪手里。他到县里找有关部门反映这个项目有可能存在的问题，但那些部门的答复都让他很失望——环保局说项目环评已经顺利通过了，土地局说废弃的采石场有存量的土地指标，不存在违规用地是问题，发改委说项目是严格按照规定审批的……看看上面的路子走不通，他又回到村里做工作。他自费印了许多小卡片，把沥青的危害都印在了上面，然后在村里见人就发，希望得到村民们的理解和支持。可等他一转身，人家就会随手把卡片扔到地上。那些小卡片被风一吹，就像一只只怪异的蝴蝶，满村乱窜。蒯子生找到了村长开乐，让他出面去制止顾得来的项目。开乐吃过他的苦头，应付他说：“蒯教授啊，这个项目最后能不能上，我说了不算，你说了也不算哦，得看乡亲们同意不同意呀。”

    几天后，得知村民代表大会就要对顾得来的项目进行投票表决时，蒯子生就一家一户地跑了起来，劝那些村民代表一定要投反对票。这次做工作，他是花了一点心思的，每到一户，他先问人家去没去过北京，当话题引到北京后，他就开始表态，让人家到北京一定得找他，旅游、购物、看病他都会全程陪同的。他说这样的话可能是觉得，这是他唯一能够争取民心的招数了。但村民们除了从礼节上回应几句感谢的话，并不买账，他们需要的是随手就能够着的实惠。

    会议开完后，当蒯子生得知顾得来的项目被一致通过后，气得直跺脚。有人就劝他：“蒯教授，得来对你不错哦，那座状元桥就是他以你的名义修的呐。”蒯子生听了一惊，从此以后进出村子另可绕路，也不走状元桥了。

    顾得来的项目搞奠基仪式的那天，方方面面来了许多人，乡长亲自主持了仪式。顾得来的致辞显然是做了精心的准备，不知是谁替他写的稿子，竟然还很煽情，其中有一句是这样说的：“我是一只春蚕，要为家乡吐完最后一缕丝；我是一支蜡烛，要为家乡点完最后一点亮。”很多村民听了，想起他平时带给他们的实惠，都默默地流下了眼泪。蒯子生站在会场外围听到了，也哭了，而且是嚎啕大哭，但他的哭声很快就被震耳欲聋的炮竹声淹没了。

    项目开工后，蒯子生继续通过各种渠道反映问题，搞得三天两头不是来人调查，就是来人采访。顾得来终于忍不住了，就去找他沟通，但他却不搭理他。后来两个人都找到我，让我去劝对方罢手。我本来不想管他们的事，但被他们缠得没办法，只好出面了。那天下午，我把他俩约到村部，当着开乐的面协调起来。我说：“我们都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有什么事不能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呢？”

    蒯子生马上反驳我：“一起长大算什么，曹植和曹丕还是亲兄弟呢，那又怎样？”

    顾得来说：“我又没害你，你干吗揪住我不放？”

    “你要是光害我一人就算了，你害得是脚下的这片热土，是头上的那片蓝天，是身边的黎民百姓……”蒯子生激动得跺脚指天。

    “你不会说北京的雾霾也是我害得吧？”

    “你，还有更多像你这样的无良商人都脱不了干系，我知道你们很强大，我不可能一一打败你们，但我逮住一个就会死磕到底，苍蝇打死一只总归是少一只的。”

    我只是起了个头，剩下来就没我什么事了，就见他俩越吵越厉害，我一句话也插不进去。争吵引来了很多村民围观，一些人看着看着就掺和进来了，但几乎是一边倒地给顾得来帮腔。蒯子生眼看寡不敌众，痛彻心扉地说：“你们不能鼠目寸光啊，十年后你们肯定是要后悔的，当然了，你们当中大多数人是活不过十年的，因为很可能早就被姓顾的毒死了，顾得来的那点蝇头小利就是毒药，千万不能占小便宜啊！”顾得来冷笑着说：“蒯教授，我的小便宜你也占喽，你问问村长，你那屋里吃的用的，包括你床上垫的盖的都是我这个无良商人给添置的哦。”

    蒯子生看着开乐，眼睛里的光芒就像西天的落日一样渐渐收进了暮霭里。

    当天晚上，蒯家的院子里燃起了一堆大火，有人看见蒯子生在那儿烧床上的被子。我接到开乐的电话后，赶紧又回到了村里。进了蒯家的院子，我看到蒯子生正蹲在一堆灰烬旁发呆，余火中，他的脸色沉郁得有些可怕。我也不知道说些什么，走到他近旁，也蹲了下来，这时候，我闻到他身上有一股浓浓的酒味。半晌，蒯子生开了口，声音显得很沉滞：“春阳啊，我只剩下家乡啦，可家乡却容不下我呀……”还没说完，眼泪就下来了。

    我的鼻子也酸了起来，说：“子生啊，你是属于天空的，天高任鸟飞啊。”

    “鸟的自由不在于它能飞多高，而在于它能不能随意落脚，连家乡这棵树枝都不能落脚，天空还有什么意义呢？”他有点像一个伤感的哲人。

    蒯子生抬起头来看着天空。我也跟着他抬起头来。余烬中生出的烟雾笼罩着我们头顶上的天空。

9

    入夏后，雨水多了起来，据电视上的气象专家说，今年的汛情不小。蒯子生本来说好是要走的，但一看这天气，又改变了注意，对我说：“春阳啊，再怎么说，我也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走啊，我留下来或许还能起点作用哦。”

    蒯子生留下来后，就开始想着如何去发挥作用了。他主动找到乡长，提出要给大家说说灾害性天气。乡长可能是想到那次他在县里做报告带来的后果，就和他打马虎眼，说是让他在家里等着，到时候会让他来讲的。蒯子生等了几天，没什么消息，又跑到乡政府找乡长去了，反复强调只有弄清了灾害性天气的来龙去脉，才能做到科学防汛。乡长被他缠得没办法，就把他推给了一位副乡长。副乡长脑瓜子很灵，对他说：“蒯教授要做报告，好事呀，明天就来做吧。”

    第二天是星期六，一大早，蒯子生就让我陪他去做报告。我们来到乡政府后，副乡长已经候在那儿了，一见面就让我俩随他上车。车子七拐八绕竟然开进了乡敬老院的院子里。副乡长看出我们的疑惑，解释说乡政府的会议室漏雨，临时把会场改到了这里。一下车，敬老院的院长就把我们带到了食堂。食堂里的饭桌被移到靠墙一侧并排放着，中间放了十几张条凳，条凳前面是一张条桌，可能就是报告席了。院长把我们引到一块小黑板前，小黑板上用红粉笔歪歪扭扭地写着“欢迎蒯教授做报告”，他很得意地告诉我们，这块小黑板原本用来公布每天的菜谱的，是他灵机一动改成会标的。正说着，陆陆续续有人进来了，坐定后一看都是些老人，总共有二十多个。副乡长说了几句开场白，就请蒯子生开始做报告。蒯子生微微皱了一下眉头，还是讲了起来。大约是由于人少的缘故，他讲得不像那次在县里那样有激情。散场后，他忍不住向副乡长抱怨起来，说乡里对报告会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副乡长赶紧说：“蒯教授，今天算是试讲，改天请您再正式讲一次吧。”副乡长说完，把院长叫到一旁交待一番。我正好去上厕所，他们就在厕所外面讲话，我听到副乡长说：“敬老院里不是有五十多个老人吗？怎么才来了一半呀？”院长解释：“领导唉，有的老人眼花耳聋的，还有的连床都下不来喽，你让我咋办？”副乡长说：“我不管，下次蒯教授来做报告，你连烧锅的都给我弄来。”我一听，没来由地打了个尿颤，连裤子都尿湿了。

    “正式”的报告会定在了星期一下午，我因为有课就没有陪蒯子生去了，但恰恰那天就出了事。据说那天的听众达到了五十多人，蒯子生比上次的兴致高了许多，从天上说到地下，从国外说到国内，从北京说到沉木，把厄尔尼诺的来龙去脉说得淋漓尽致。老人们配合的也好，在院长的带领下，不时地鼓着掌。一直说到天擦黑，蒯子生仍然意犹未尽，但就在这个时候，会场上噗地传来一声闷响，坐在后排的一个老头突然一头栽倒在地，口吐白沫。会场立马炸了锅，蒯子生看着这突如其来的场景，目瞪口呆。等到乡卫生院的医生赶来时，老人已经断气了。

    第二天早上，敬老院里有十几个老人去乡政府抗议，要求严惩杀人凶手蒯子生。乡长劝了半天，好不容易才把它们劝走。但不管怎么说，关于蒯子生把人“说死”的事一下子就传开了。从那以后，很多人都不敢和他搭话了，生怕他的乌鸦嘴里冷不丁飞出一件夺命暗器来。因为蒯子生那天做报告说的最多的词是“厄尔尼诺”，所以沉木乡的一些乡民（特别是一些缺少文化的妇女）对此很是忌惮，他们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吓唬孩子的时候，不再说“狼来了”、“警察来了”之类的话了，而是说“厄尔尼诺”来了，据说是非常管用。当然了，这是后话。

    那个老人死了以后，蒯子生把自己关在屋里好几天没有出门。我去找他，劝他赶紧离开犁下，但他只是摇摇头，不说任何话。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雨水越来越多，河水越涨越高，内涝也越来越严重了。很快就传来消息，说全县已经有好几个圩子破掉了。人心开始惶遽起来。犁下村因为地势低洼，村里开始动员村民们疏散了。我在接父亲的时候，就想到把蒯子生一并接到镇上来住，但他就是不听。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我突然接到了开乐的电话，他慌里慌张地说：“春阳啊，你快来劝劝蒯教授吧，他就是不肯挪窝，这要是出了事，我可怎么交待啊！”

    就在我冒雨赶回村里的路上，又接到开乐的电话，他拖着哭腔告诉我，蒯子生不见了，连手机也关了。等我进了村，看见开乐正带着一帮人在四下找人，便赶紧跟着他们跑。我们边走边喊着蒯子生的名字，声音在风雨中变得有些凄悚。一些还没来得及撤走的村民听到喊声，也自发地加入到找人的行列。那一刻，我的心底涌起一份感动，因为我突然想起蒯子生那天在书贤亭里和我说过的话，他的意思是不会再有人像当年那样寻找他了……雨越下越大，老天就像个失控的怨妇疯狂地发作着，用猛烈的雨鞭抽打着我们。天幕开始扯起了闪电，就像是撕开了一道道狰狞的伤口，村后的山影一闪一闪朝我们压了过来，那些树就像迪厅里吃了摇头丸的女孩，披头散发地摇晃着。一群人找遍了整个村子也没发现蒯子生的影子。我想了一下，还是决定去蒯子生的住处去看看。我和开乐几个人进了屋，里里外外找了一遍，还是空无一人。就在准备离开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八仙桌上的水瓶下面压着一张白纸，拿出来一看，上面用铅笔画了一棵树，这棵树的样子很怪：树干细得像麻杆，但树冠上却结着很多硕大的果实，有些果实上还“长着”笑脸，就像是微信的表情包。这时候，开乐他们几个也围过来看我手里的那张纸，眼睛里都充满着困惑。

   我愣了一会，豁然开朗，说：“我知道他在哪儿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