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圆桌 | 史诗下的苍凉——评严歌平长篇小说《沉舟侧畔》

史诗下的苍凉

——评严歌平长篇小说《沉舟侧畔》

（代序）

曹化根

《沉舟侧畔》延续了严歌平小说创作中纯熟的家族叙事手法，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叙述了上海袁氏家族这一文化世家从民国初年到2014年百年间五代人的命运轨迹，并由此家族各个人物命运的变迁展现出国家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巨笔如椽，穿越广阔的时空之幕，营造了史诗般的时代氛围，具体而微地构建起家国一体的文学叙事场景，读后令人回肠荡气。

然而，读罢全篇，我又感觉到《沉舟侧畔》与印象中的家族叙事有明显差别。一般来说，家族叙事长篇小说在较好把握情节结构的前提下，会深入到日常生活的细部，以大量的动作描写、对话描写、心理描写、陈设描写、景物描写，逼真地还原或创设人物的日常生活。由日常生活一步步演绎出必然的矛盾冲突，再从对这些矛盾冲突的解决中完成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刻画。古典作品以《红楼梦》为代表，当代作品以《白鹿原》为代表。《沉舟侧畔》不能说完全没有上述描写，但在我看来，作者显然缺乏细节描写的兴趣，读者所看到的主要是人物的行动。而《沉舟侧畔》中对人物行动的书写，也远远有别于普通的人物动作描写。作为读者，我们能够跟随作者理解人物行动的背景与目的，而小说中的人物，在观察另外一个人物行动时，难免会产生诸多误解，这些误解，正是推动小说发展的重要力量。作为袁家第四代长孙的“我”——袁胜平——也是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对曾祖辈到父辈逐渐理解的，尤其是在奶奶去世后翻阅奶奶生前的日记和信件，才逐渐拼合出家族的完整图谱。《沉舟侧畔》就是在读者视角和小说中“我”的视角这双重视角下得以推进情节展开活动的。不过，如上所述，小说中，“我”的视角也是有限的，奶奶的信件相当于层层卷裹的芭蕉，由“我”不断拆解。因此，小说实际是在三重视角的凝视下层层展开。这是严歌平叙事方式的新颖之处，可能会被一些读者所忽视，所以在此简单拈出。

忽视三重凝视并不影响读者阅读，作者在构思时可能着重考虑的是怎样更好地穿插布局、表情达意。小说中，20世纪初“我”的曾祖母去世后，曾祖父续娶李嘉敏，三年后曾祖父去世，李嘉敏吃定袁家人的性格，为了保住在袁家的地位，把亲侄女、就读于金陵女子师范学校的李维琼，嫁给了“我”的祖父、华盛顿大学政治系高材生袁恩春。他们生下“我”的大姑袁可芬、二姑袁可馨、父亲袁可文。袁恩春回国后先后在几所名校担任教授，才高性耿，得罪了不少上层，抗战爆发，大学西迁，留沪的几所民办大学均婉拒聘任，他心力交瘁，在1939年英年早逝，令人扼腕叹息。“我”的叔祖父袁恩秋早年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系硕士，因在国民政府任过职，解放后直接影响了堂叔袁可业、堂姑袁可莲和袁可芳的前程。祖母李维琼的侄女、表姑李雪清于1940年加入中共地下党，她的革命思想影响到袁可芬、袁可馨，1949年大军南下时她已成长为一名军中干部,可惜后来因意外事件被解职，但她对革命始终毫无怨言。解放后她嫁给许润章。阴差阳错，袁可芬、袁可馨后来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两条生活道路。“我”的父亲袁可文十几岁就加入中共地下党，与“我”的母亲何欣是一对革命文艺夫妻。袁可文继承了袁恩春的血脉，一方面年纪轻轻就是名震文坛的作家、电影编剧，一方面又不断受到冲击而东躲西藏。改革开放以后，这个家族迎来新生，他们的后代分散在各处发展。袁可芬的儿子从同济大学毕业考取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博士。袁可馨早年嫁给国民党空军上校耿龙祥，80年代移居旧金山，一双儿女把生意做到海内外。而小说中的“我”袁胜平，就读于中央美院，以一件具有反思性质的创意雕塑，在美术新潮中崭露头角。90年代，下海经商的风潮席卷全国，此时已是老作家的袁可文又一次有惊无险试水成功，不仅赚得盆满钵满，而且与袁可馨的女婿联手，合拍通俗电影，里里外外，风光一时。新世纪到来，袁胜平在伊利诺伊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女儿为她曾祖的博士论文《论对外开放政策》完成了一个中译本。祖父袁恩春对中国未来开放后的预言再一次击中袁胜平的心灵。2014年，袁胜平远渡重洋去旧金山首次看望年迈的二姑袁可馨，姑侄在深度交流中又有难以言说的隔阂。

这样的梗概可能扭曲了小说本身想传达的主旨，但有利于读者从作者纷繁交错的叙述中理清基本线索。在小说文本中，上述故事结构是一条主线（明线）。小说以住在东北的大姑1983年取道北京去看望住在美国旧金山的二姑开头，以此聚合家族各类人物，展开多条线索。但有三条副线（暗线）应该注意。一是解放前祖母在四中当老师时的老上级郭启明，他是上海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退休后又领衔创办国字号电影公司，祖母和父亲一直处在郭启明的关心与保护之下。二是祖母李维琼在维系袁家数代亲友间的核心作用。三是祖父的著作《论对外开放政策》带给袁家的荣耀与伤痛。我以为，这三条暗线分别代表了革命、家庭与学术文化。作为名门望族的袁家，学术文化是其立家之本，但在波谲云诡的时事变局之中，袁家的血脉里又澎湃着进步与革命的因子。同时，传统的因袭、家声的弘扬又决定了必须维持日常生活的精致和稳定。纵观中国百年变迁，无论是国家还是家族乃至个人，都很难平衡三者之间的关系。严歌平想通过小说探讨的，或者寄希望于未来的，就是如何找出一个使革命、家庭与学术文化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之策，避免未来民族、家族、个人在三者之间的撕裂与游走。从这个意义上讲，严歌平的雄心可谓大矣！但《沉舟侧畔》不但没有给出完美的最终答案，而且弥漫于字里行间的是无尽的摇摆和冲突，是文化精神的日渐稀薄与耗散。也许，这就是作者命名小说《沉舟侧畔》的缘由。

小说以塑造人物形象为天职，一切时代的印痕必然烙印在人物身上。《沉舟侧畔》塑造了大大小小几十个人物形象，最成功的是袁可文，其次是袁恩春、李维琼、郭启明，再次是“我”，即小说叙述人袁胜平。袁可文形象成功的关键点在于其人物性格一贯性与发展性的统一。作为名门之后，袁可文不仅有其智力上的优越，而且有其性格上的洒脱。他在上海开展地下党工作时期既大胆革命又机敏审慎，在艰难的社会环境下，袁可文一次次用他创新性的长篇小说和电影剧本轰动文艺界，而且他的身上一直活跃着不安分的因子。他追求创作的自由，但对老上级尊敬有加、对老领导一直心存感念；他忘我地投入工作和创作，疏于对于亲情的经营，但对家庭的责任感一直埋在心底；他有政治敏锐性，但有时按捺不住兴奋而发表出格言论；他成就很大，但有时不免因得意而翘起小尾巴；他和妻子感情很好，在文艺界算是琴瑟和谐，但有时不免产生拈花惹草的想法。尤其是退休之际又充满激情地投入商海，展现了袁可文的商业才能和世俗一面，更丰富了人物的立体形象和复杂性格，为当代长篇小说典型人物长廊贡献了新的“这一个”。小说对祖父袁恩春着墨并不太多，但设宴请客一节凸显了人物深刻的悲剧性。他是集先进思想和传统文人性格于一身的现代学者，是当代袁家的精神支柱，他的过早去世给袁家生活带来转折性影响，但也促使袁家后代更加认清社会的某些本质。祖母李维琼是血脉与亲情的长久维护者，活着的时候，祖母是家族的稳定器，祖母去世后，依然是袁家家族成员间联系的精神纽带。可以说，祖母是袁家生活至暗处的一盏长明灯，是生命的出发点，也是奋斗者的归宿，比祖父袁恩春有更多的象征意义。郭启明是袁家革命的引路人和守护者，通过郭启明，让读者看到革命的正义性、组织的严密性、道路的曲折性和未来可以预期的前景。而作为小说叙事人的“我”袁胜平，虽不是作者重点刻画的人物形象，但袁胜平一直跟着祖母在上海长大，并随着祖母分别在抚顺、北京、临江长短不一地居留过，祖母去世后，他一边接替祖母与远在海外的二姑通信，一边保护着祖母的骨灰盒，并在祖母最终归葬家族墓地一事上与诸多长辈意见不合，做出令人惊异的举动。袁胜平继承了袁家血统，思维创新，但又有明显的审父意识，对家族成员和相关亲友有客观理性的分析评价，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形象更加突出。不过，作者没有对以袁胜平为代表的袁家第四代给出明确提示，倒是用二姑女婿邹庆、儿子耿明东的企业经营来暗示，袁家的文化学术怕是日渐式微了！

纵观小说文本，作者以超越地域、民族、阶层、权力的眼光俯瞰袁家百年历史，时空上大开大合，情节上以小见大，反映文化精神的耗散与衰微，有一种无力振衰起敝的伤痛萦绕心扉。一言以蔽之，就是在苍茫的史诗之下，覆盖着人世与人心的苍凉。由于当代小说的形式演变和快餐阅读的持续侵蚀，一些读者可能会无视作者的良工苦心，所以在此略作点醒。

作为评论者，我读过严歌平的大多数小说。《沉舟侧畔》是他60岁后构思创作的最新长篇小说。在我看来，严歌平坚守了正宗小说口味，一直以超越和批判的笔调塑造人物，写出日常生活掩盖之下的人性，包蕴深刻的社会之思、历史之思，由此达成了小说较高的辨识度。但我同时认为，这部小说的丰润度还不够理想，这牵涉到作者的创作理念和对小说构型的认知，见仁见智，比较复杂。《沉舟侧畔》这么宏大的题材，其实可以拓展到30万字的篇幅，那样，可能更为丰满动人。现在，10余万字小长篇，固然适应了快速阅读的当下情形，但情节节奏的快速推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分读者对沉浸式阅读的深层体味。可见，对于长篇小说，一方面需要辩证看待“短小精悍”，另一方面也是对富有才华的作者体力和精力的考验。以严歌平的才力，我期待着看到他辨识度、丰润度更高的更为均衡的长篇小说。

2022.5.11

作者简介

曹化根，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李白研究会理事，原马鞍山市评论家协会主席。曾于《中国文艺评论》《中国李白研究》《安徽文学》《作家天地》等刊物发表评论及学术论文百余篇。著有文艺评论集《星光下的劳作》，与人合著《白纻舞及其歌词的文化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