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飞翔的小人物”   ——孙志保小说人物论

浏览量:1112 | 上架时间:2023-01-17

  多年前,我在大学念中文系,《葵花朵朵》的阅读印象一直难以忘却。很多年后,缘于当初的肃然起敬,促成一次冒昧拜访。市委大院内,他的办公室偏居过道一侧,由玻璃隔断而成,堆满了书和杂志。边缘化的文学成为我们谈话的切口,渐次谈起个人创作、亳州作家群体,兼及作家校园行的计划。经一席长谈,此后接触便多了起来。系统阅读孙志保的作品,是在繁忙又琐碎的折腰之后,处于被川流不息的夜色围困之中。在喧嚣渐渐安静下来的深夜,一个个小人物的形象从孙志保作品中走出,对着我,发出深沉的叹息。

小人物的浮世绘

孙志保在小说《小人物》中说,“我是小人物,我的笔只好留给小人物。”孙志保当然不是小人物,但他的笔一直没有离开过小人物,那些在不同职场中的底层卑微的弱势群体,他们是穷苦的大学生、老百姓、机关小职员、小商贩。孙志保努力为底层小人物画像,描述他们的爱情困境、家庭困境、职场困境、经营困境,反映他们内心道德的撕扯、不幸的人生遭际和郁郁不得志的愤懑。连最近发表的《银丹草》,仍在讲述一个悲伤的爱情故事。坦白地说,孙志保此类小说的阅读体验并不令人愉悦。但是,阅读那些经典的作品,体验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越是意蕴深厚的作品,阅读体验往往令人感到紧张、压抑、凝重。因为,在这些作品中,作家残酷地撕开生活的表象,把小人物生活的裂痕、伤口和疼痛呈现出来,让他们在空气稀薄、逼仄的空间里奔突。读者和小说人物共情的结果,是沉重的呼吸和对生之艰难的连连喟叹。

连孙志保自己也说,“写生活中的小人物,对于我来说是一种痛苦;但如果不写,就会觉得更加痛苦。”孙志保长期生活在基层,对底层生之艰辛耳濡目染,不得不生一份更加深切的同情。孙志保的笔触只要一落到基层、农村、农民,那些小人物、小故事就像皖北平原上的河流,自然地流淌,穿梭在天空之下的土地、庄稼和麦子中间,叙事节奏像呼吸一样均匀。作家化身为一个饱经沧桑的老者,面对那些土地上苟活着的生灵,哭着、笑着,也喊叫、也呻吟,那是他们的生活真实。孙志保平静地注视着他们,尽管内心有撕裂,甚至控诉。小人物的愤怒、无奈、投机、忏悔,顺从、反抗、屈服、沉沦,都得到了精细的展现。他们成为命运的囚徒,他们挣扎,却无力解脱;他们希望,却次次落空。他们的努力,每一次都在消耗生气,在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后,孙志保没有给他们出路,这些小人物在接踵而来的不公面前,无力突破世俗权力、财富、门第、裙带围成的高墙,他们只好苟活于现世,匍匐前进。

 孙志保笔下的小人物在现实中处处碰壁,无处栖身。然而,这些小人物并非天生如此,命该如此。在为数不多的历史作品中,这些小人物却有另一番遭遇,孙志保把他们放在历史语境中,小人物的形象却高大起来。他们的执拗、刚烈、正直与时代形成共振,他们在历史中成为正义的象征,是众人仰慕的英雄。《彩云归》里的宴之徒,穷苦出身,刻苦攻读,满腹诗书,在学校受到共产党先驱人物的影响,积极投身革命,在革命事业与个人爱情发生冲突时,他毅然决然选择了革命。离开卢小苹,到了三淮山游击队,在组织的安排下,意外与国民党旅长林镇湘的女儿林怀佳因诗相识,又因诗成友,即将成为林镇湘的乘龙快婿。林镇湘决定三面合围攻打三淮山游击队。这一决定如果顺利实施,三淮山游击队将遭遇灭顶之灾。危机时刻,宴之徒毅然决然,以准女婿的身份近距离射杀了林镇湘。宴之徒以一己之力挽救了游击队三十多条人命。其信仰之坚、胆识之壮、意志之决,足以令风云变色,草木生悲。《父亲是座山》中的王云义,解放前就投身涡北地下革命,智勇双全,与敌伪展开殊死搏斗,成功击败刘文亮,成为解放后首任乡支部书记。王云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深受百姓爱戴。晚年虽然不免凄凉,但仍保留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对党忠诚初心不改。《南乡子》反映抗战中地下共产党员的智勇,演绎了我党解放前暗流涌动又精心动魄的地下斗争史,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金久大学毕业之后,成为中共地下党员,专门从事锄奸工作,枪法精湛,久负盛名,极少失手。刺杀刘仁是唯一一次失手,从此留下腿伤,流亡异地,化身成为一名中医,继续暗中支持当地游击队。与刘仁冤家路窄,再次敌我相逢,金久以其极大的智慧、谋略、隐忍和牺牲精神,以一己生命,成功帮助游击队脱围。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书写历史,塑造英雄人物,对于孙志保的小说而言,还有另外一层深意,即是将他笔下小人物与英雄人物勾连起来,形成人物谱系。历史中的英雄人物与现实中的小人物血脉相连,成为家族的人物代际传承。那些现实中的小人物是过往英雄人物的后代,他们根正苗红。吴意(《奔月》)的爷爷,当了四十年的村支部书记,工作到七十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开始了没有一分钱补贴的离休生活。年轻时的爷爷,拎了一杆红缨枪,勇猛追袭18个土匪,这一壮举,被四里八乡传为神话。林子(《灰色鸟群》)的父亲退休前,是城东办事处的主任,也是小地方的重要角色。自林子记事起,“父亲就为他制订了一整套的规则,包括道德规则、行为规则、思维规则等等,着力培养二十一世纪的无产阶级接班人”。炳坤(《葵花朵朵》)的父亲也是一位英雄,当了多年的老支书,在村民中深得威望。“我”(《麦子熟了》)的父亲,解放前重创以郭子亮为首的敌县大队,全歼国民党新编第五师一个排。一九四九年十月,结束了谷水游击大队队长的生涯后,随华东野战军向南挺进了几天,便掉头回到谷水县谷水乡,做了第一任中共谷水乡党委书记。袁平(《三十年》)的父亲“二十年前从乡党委副书记的位子上退休”。孙自平(《孙家庄纪事》)的父亲在世时,是村里的书记,当时,现任书记孙万青还只是副书记。

构建人物谱系,为小人物家族正本清源,其指向并非在于人物自身,而在于时移势易。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诸如此类的代际衰减,并非人物自身的原因,而是时代的巨大变化带来的变数。祖上英雄也好,现实中小官僚的犬儒也罢,在血脉中流淌的家庭基因一脉相承,吴意、孙自平、炳坤等一干人物,沿袭了祖辈的勤劳、正直、公正、廉洁,和对普通群众的巨大同情和怀柔,他们逼仄的人生遭际,不过说明了时势造英雄的定理。可以说,孙志保笔下的小人物是特定时代的产物。

势不可挡的大时代

每个时代都不缺少小人物,但每个时代小人物的面孔定然不同。

孙志保笔下的小人物,生活皖北农村。现代化以缓慢的、有时是极端的方式从四面八方渗透。改革开放政策向内地延伸铺展,皖北城乡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裹挟下,政治生态、官场生态、乡村生态随之进入震荡变革期,旧的乡村道德、治理结构瓦解,新的价值伦理、市场规则陆续侵袭,特别是物质撬动了这个时代的神经,在金钱面前,权力、爱情、亲情开始异化,固守陈规的小人物不可避免四面楚歌。金钱可以让斯文扫地、令善人作恶。吴文雨(《秋风凉》)就是这样的典型。他六岁丧父,母亲病重,好在学业精进,考上大学,成了一家国企的主管会计。上大学时,因为诚实,失去了奖学金的资格。工作后,他坚持原则,不肯为经理报销家庭开支的费用。贫穷的他,拘谨、胆怯、忧郁,吃最便宜的菜,喝最便宜的酒。儿子犯了急病,情急之下,动用了公款,从此一发不可收。贪污的吴文雨,开始迅速堕落。最终锒铛入狱。亳州位于皖北边陲,远离省会和沿海江开放城市,社会结构、经济结构转型相对缓慢,在某种程度会放大消费主义盛行的负面效应,孙志保对此保持着知识分子的异常清醒,敏锐捕捉社会转型期小人物的众生相。从世纪转型期《葵花朵朵》对基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揭露,到《猩红面纱》对金钱蚕食道德的罪恶,他和现实保持紧张关系的局面并没有发生变化。《猩红面纱》讲述了一个耳熟能详的贪婪和道德沦丧的故事。主人公林辛的母亲,在其丈夫离世45天后,就与余大大结伴出游,很快决定改嫁;林辛的女朋友袁袁为了得到价值不菲的房产,牺牲婚姻和爱情,谋取他继承的豪宅;林辛的堂弟林召唤为了房产,不惜斯文扫地,强占房产,甚至拔拳相向。象征着喜庆和欢乐的猩红面纱背后,是不堪一击脆弱的爱情,还寄生着暗渡陈仓的偷情。短小的篇幅内,充斥着亲情、爱情毁灭的叹息,它们在金钱面前通通化为齑粉。在孙志保的作品中,资本与道德、权力的较量,尤其是发生在皖北农村的资本与权力的较量,是其题材的重要来源。中篇小说《奔月》,小蛤家族以不法手段壮大经济实力后,用强大的资本在家乡兴风作浪,而以市委组织部干部吴意所代表的行政权力也无法阻止小蛤的步伐,只能徒叹奈何。资本的力量无孔不入,金钱具备腐蚀亲情、友情和爱情以及消耗理想的巨大能量,在夫妻关系中,处理家务权力的大小与其经济收入的多寡成正比。林子(《灰色鸟群》),作为一个乡镇干事,收入比妻子低,在妻子面前,时时觉得矮了三分,处处要看老婆脸色行事。

对于权力异化的愤慨,是孙志保发力最多的地方。熟悉孙志保作品的读者,可能都知道,那些小人物常常生活在机关单位的最低层,偶尔上位,不是因为其为党为人民作了巨大贡献,而是在裙带上有了诸多牵扯。孙志保笔下的小人物多是机关秘书、乡镇干事,以股级、科级干部居多,他们在工作中,陷入琐碎又庸俗的人事纠缠、勾心斗角。为权力而权力,为当官而当官,权力成为斗争的工具和产物。袁平(《三十年》),市政府机关的正科级干部,工作三十年。想解决处级职务,却总是解决不了。为了处级干部的目标,他曾放弃了恋人房清芬,投靠了白小华,因为白小华的父亲是常务副县长。为了当科长,他向好友齐云松发射“冷箭”。袁平是个人格分裂的典型,在人物的品性上,他见不得别人行贿;但为了获得职务晋升,他绞尽脑汁去行贿。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时间会带走一切,也会带来一切。三十年的挣扎,一次次的与友情、爱情、亲情决裂,经历中伤与被中伤的循环往复,一次次与理想擦肩而过。这荒诞的时间和时间带来致命虚空,正处级依然没有着落,爱情、友情也没有了,空荡荡的内心,湿漉漉的眼眶,也不能止住袁平三十年岁月的流逝。蓝苹(《浣纱记》),是一个多么漂亮、清纯的女孩子,理应拥有美好的爱情和光明的前途,她渴望有一个完善的爱情,也相信爱情。但是,遇人不淑的她,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为了权力,她被无情抛弃。生命临终之时,仍被当成权力的工具,她只有迅速地离开这个世界。纱脏了,她可以浣洗干净,可是,爱情被污染了,她能怎么办呢?

在社会巨大转折的时代,文学的干预力量日渐式微,文学的边缘化日益加剧。孙志保对权力、爱情、亲情异化的现实保持着张力。作家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停留在表层的现实批判,作现实的浮世绘和留声机,而是作更深层次的思考。这种思考,有时是没有答案的。在理智处于困惑之际,偶尔会有一些风格迥异的作品出现。人活着,就要说话,语言生活再日常不过。宋天明(《说话》)的“说话”却是另一番景象。作为退休的村书记,视土地为性命,县政府招商引资,引来了袁大头。在征地开始后,宋天明为了七亩地,与袁大头死磕到底,花老本请人“说话”,但均失语。在时代的车轮之下,谁还能螳臂当车,连县长都不能。宋天明,采取暴力方式解决问题,让儿子打伤了袁大头,让他永远站不起来。袁大头倒下了,他的土地能保住吗?这是一个与时代抵抗的农民,结局可想而知。他不能顺应时代,只好被时代吞噬。孙自平(《孙家庄纪事》)和村支书孙万青,是被压制与压制者的两极。自平无法突破孙万青布下的天罗地网,他是蜘蛛网上的一只昆虫,偶尔挣扎一下,只是见证了网的结实和严密。除此之外,等待他的只是行将失败的结局。

无法飞翔的小人物

一个人可以没有文学生活,但一个时代不能没有文学艺术。与其他的艺术种类相比,文学更在意人类的精神生活,注重文化的因袭、传承和创造性转化,在语言里寄寓着传统的因子和恒久的价值追寻,这是人类的独特生存方式。

在亳州谈文化传统,自然离不开道家文化,离不开老子。孙志保在《飞翔的老子》里谈到,“多年来,老子就像一朵祥云,悠悠地飘在我的头顶,悠悠地飘在我的心里,静静地徜徉在我记忆和想象的天空。从没有一种力量能与他的精神比肩,这样从始至终地影响我、默化我。当我回首去看时,发现自己已经被他的精神包围,而这种被包围,在今天已经成了一种自豪。”在孙志保看来,《道德经》不仅仅是哲学的、散文的,也是现实主义的。“老子五千言的许多言词诗章都是关注人生的,对现实社会中许多至关重要的大小问题发表深刻见解,具有批评不合理的黑暗社会这个优良传统。”[16]正因为老子关注现实,特别是现实的政治观,“无为”、“善为下”,这才是“老子真正的飞翔”。论及老子本身,孙志保认为,老子的人格因素,也是他飞翔的重要因素。这就是他的“清虚自守、卑弱自持”,但是“当老子虚静自然的人生理想与现实社会碰撞,因理想人格被否定而被激发起愤世之情时,老子更多地流露出一个俗世中凡人的真实一面,正是这种真实与他博大理想的有机结合,才显出他的可爱与可敬。”

孙志保如此几番论断,既是对老子的体认,更是作家的自我身份认同。作为一种文化自觉,孙志保作品,其深层次的精神结构,是属于道家的,这是他赓续文化传统的高度自觉。

他时时用“飞翔的老子”的眼光来打量现实,饱含理想,而与现实的冷酷相遇时,不免愤慨激越。但他又是致虚守静的,批判的矛头向内转,指向人物自身。他善于从人物自身的遭际,来寻找小人物痛苦产生的原因,而不是把缓释痛苦的通道简单地引向社会、政治、时代。这些小人物,造成痛苦的缘由,多是自身的缺点和种种“毛病”,清高、孤傲、执拗、憨直。可以说,孙志保刻画人物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抵达人物的是性格,而不是命运。小五(《黑白道》)作为一名大学生,为了谋得公职,违心地输棋。与理想的爱情失之交臂,他与现实和解,很快成家有了妻室。为了改善生活,他开始放弃曾经的执着,去追逐世俗的可怜巴巴的奖金,以至沉沦到仗艺欺人,与街痞同流。小五的悲剧,是妥协退让,自我降格,也是咎由自取。这是软弱的知识分子的性格悲剧。

这些小人物的人格禀赋,是道家文化的遗存。炳坤的软弱,作为一名村支书,竟然挨了村民的打,在村长老亮的强势面前,他也是逆来顺受的。林子(《灰色鸟群》)在乡企委的派系斗争中不党不群,退而自持,但又两面受气,显得唯唯诺诺,毫无主见。小五(《黑白道》)和少年时期林子(《温柔一刀》)的棋风是道家的,一贯婉约,随势附子,如行风流水,为而不争。王一翔(《黄花吟》),是机关中的一股清流,爱棋爱诗爱舞剑,在城中筑庐酿酒,不为权力而出卖良知,在金钱、美色面前而能持守。这种道家文化影响下的人物,在与社会现实、精神上的自我进行抗争时,不至于殊死搏斗,以其“善处下”罢了。这是小人物的性格悲剧,而不是命运悲剧。命运悲剧不同,人物矛头是指向外在的,他们要与现实进行顽强抗争,以至于殊死搏斗,是以勇猛的斗争精神与世俗的流毒进行激烈对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然而,现实中,性格悲剧比比皆是。孙志保笔下的小人物,可能就生活在我们身边。

小人物是大时代的组成部分,是它的产物,甚至是它的忠臣,但不是它的逆子。这些小人物,努力去追赶时代,当与时代无法耦合时,他们/她们就退而求其次,恪守内心的法则,大不了,就离开,如王一翔,即使饱含悲怆。

王一翔们的离开,也只是换个环境而已,他们/她们注定无法飞翔,因为,“沉重的肉身”无往而不在时代的包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