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观：散文之散，我的理解是抒散，是散发，是无有拘束。散文由心而发，呼吸吞吐，用的是气息。庄子里说“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气息之壮可像野马奔腾，之广茫可像纷扬尘埃。散文没有依托，有故事无故事皆可，可深可浅，可大可小。厘清自己的内心，自由呼吸，就能写出好散文。

简介：许含章，1984年生，作品散见《大家》《飞天》《西部》《湖南文学》《红豆》《广西文学》等刊物，并有作品被《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等多家刊物选载。全程参与长篇报告文学《一条大河波浪宽》创作，该作入选中宣部2019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2019年国家出出版基金，并获安徽省第15届“五个一”工程奖以及安徽省“十三五”省直机关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成果”奖。

许村古称“富资里”，这在今天，还依稀可窥见端倪。街景虽是萧条的，且我们到达时已近黄昏，但短短几百米的一条街上，光是金店仍开有好几家。临街有些破败的老房子，斑驳的砖墙上写了大大的“拆”字，用触目的红笔圈起，仿佛最后的判决。到处可见禁止赌博的标语，在打工人群未归的早秋时节，略略显得有些寂寞。

金店的霓虹，一点一点亮起来了。

在皖南绵延数百里的徽派山水里，这是一个不起眼的小镇，可在我心里，却一直暖着。在旅游业大热的今天，皖南至江西婺源一线有“小川藏线”之称，有山有水，有景有物，处处桃源洞天，曲径通幽。可许村这个地方，虽然也隐于这片群山之中，却似乎离这一切还很遥远。不仅老房子都不曾“穿靴戴帽”，重新加盖马头墙，就连新建筑也与一般新农村建设中西合璧的“小洋楼”不一样，只是拼命地往高里盖，似乎要以此向山外表明，自己也并不落伍。

“最高的有七层。”程大姐告诉我的时候，眼里隐隐有得意之色。她说这话的时候，夕阳正淡定地撒在乡间小路上，将一切堂皇和破败倾覆。

是水泥路，路两边有没膝的蒿草。

一路走过来，沿途只看到寥寥几个老人和孩童，穿着从城市买回来的鲜艳的衣服。孩子身后的小书包上，有喜洋洋和灰太狼的商标。乡村正在城镇化，从这里，或可窥见村庄的凋敝，和进步。

程大姐是我在镇上闲逛时遇到的，见我脖子上挂着相机，便很热心地要带我去看老桥。皖南水多，便桥多，木桥、石桥、拱桥、板桥……数不胜数。据说许村有二十二座古桥，像“和睦桥”这样有名的桥，大抵在县志中曾反复出现过。不过关于和睦桥，程大姐告诉我的，是一个流传于民间的故事，说的是旧时许村一对兄弟阋墙，被乡里所耻笑。有一日，兄弟二人重逢于这座桥上，摒弃前嫌，终于携手重振家业，如何如何。

都是一些老故事，配得上这样的老桥。

夕阳正在快速坠落，老桥斑驳的石缝里，长满了蒿草。

许村，许村，你是我的家园么？

许村的大家族当然都姓许，历史上出名的人物有光绪年间的大茶商许畅芝，还有“少年谓子气横秋，壮已边城汗漫游”的南宋名臣许月卿，在有关许村的方志中，他们是家族的骄傲。当然，这两个人程大姐都不知道，她是跟着父亲从江的上游下来的，在这里嫁了人，就定居下来了。我想她即便是许村的老户，也未必知道这两个人，她一个家庭妇女，上有公婆，下有儿女，中间还有丈夫要侍侯，她要知道这些干什么？

所以她对我问的一些问题，感到很惊奇。

她也从未听说过我的职业，她问：“编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编书的，我没有说编杂志，那样就更说不清了。她很高兴，要了我的笔，留了地址给我。她很关心她说的话，能不能出现在书里，她说小妹妹！你的书印出来了，一定要寄一本给我噢！

我说一定一定！不会忘的不会忘的！

回来后我寄了一本我们的刊物，在里面夹了几张打印出来的与她的合影。照片上，老桥拱起的桥洞里，夕阳正在坠落，桥身上有纷披的蒿草。

在落款一栏，我填上了“外乡人”三个字，但对于许村来说，我是外乡人吗？

不知道这本杂志，她收到了没有？此后我们再没通过音信，毕竟对于许村，我们都是匆匆过客。

有的人是没有故乡的，而有的人则故乡不止一处。

我的出生地是皖北的煤城淮北，在很长很长一个时期，我都把她认作我的故乡，想起她时，我会很安心。

是一座新城，东西向依山而建，从最东头的东岗楼，到最西头的电厂，也不过两三里路。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带我“上街”，一般是步行，长长的淮海路上，法国梧桐斑斓的阔叶上，阳光如童话一般跳跃。30多年过去了，我至今记得深秋的淮海路上，铺满了金子一般的落叶，给人一种非常华丽的感觉。那时我多大呢？三岁还是四岁？反正是在上幼儿园之后，反正我妈妈已经从武汉读书回来了。她说梧桐，法国梧桐，你金子般的落叶，多么奢华，多么美好。她类似的表达，一路上会有很多。而在上幼儿园之前，我居无定所，一会儿在怀远老家，跟着我爷爷奶奶，一会儿又回到淮北，跟着一位我称呼“韩奶奶”的老奶奶，我爸爸早晨把我送去她家，晚上下了班再去接我。韩奶奶很疼我，我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她仍然不想让我走。我上了幼儿园之后，她有时会站在幼儿园的铁栅栏外面，一动不动地看着我。我跑到栅栏边，大声喊：韩奶奶！韩奶奶！她就笑了，笑过之后，还会抹眼泪。

我妈妈说，韩奶奶30多岁就守了寡，一辈子过得很苦。我不怎么相信，她儿子是妈妈大学里的书记，我虽然小，这个我也知道。但我妈妈为什么要说，她一辈子过得很苦呢？有一次我看见，她和我妈妈说她年轻时候的事，说着说着，两个人就一起哭起来了。

妈妈是想起她死去的母亲，想起她小时候的事情了吗？

韩奶奶讲一口淮北话，侉侉的，绵绵的，有着泥土的温热。这也是我最先接触的语音和语调。之后这几十年间，淮北话都让我感到亲切，我想，这就是我的乡音了。

有一个时期，我住在怀远。

那时候我祖父母的家，在怀远县城关镇的北门一带，人称“北门口廖家”，由此可知，这曾是一个不小的门户。但早在几十年前，我父亲出生的时候，廖家就已经衰落了。是自家建的房子，砖墙瓦顶，三间堂屋，一间厢房，采光不好，常年黑黢黢的。家里没有卫生间，上厕所要到巷子外头的公共厕所去，要走很长很长的路。

历史上怀远是个码头，在涡淮二水之间，祖父母的家就在码头下面，紧挨着涡河大堤，我们叫作“大坝子”。就常年湿漉漉的，尤其是在雨季，好些天不能出去，我就搬一张小板凳坐在家门口。屋檐上落下来的水，垂成一张雨帘，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一坐就是好几个钟头。好不容易放了晴，巷子里到处是一汪一汪的积水，就有人在路中间垫上几块砖头。我三妈挎着攒了好些天的满满一篮脏衣服，上面压着一根棒槌，快速地踏过砖头，到河里去洗衣服。我穿着堂姐穿小了的大背心和大裤衩，一步一跳地跟在她的身后。

我三妈是我“三大”的老婆，似乎应该称作“三婶”，但我们家不这么称呼。我们家都是称“三妈”、“四妈”，“三大”、“四大”，在怀远，在我们家，“大大”是对父亲兄弟的称呼。

涡河水在高高的坝子外面流淌，巷子里有穿堂风呼呼刮过，风里有初夏的青草香，还有阳光在树叶上闪烁。我穿着洗得如皮肤一般细腻的旧背心，几步就跨上了涡河岸踏脚的大石头。我穿着鞋就直接跳到河里，引起一群洗衣妇女的尖叫。我三妈熟练地把一件件脏衣服，使劲甩出去，涮上一涮，然后再“刷地”一声铺在大石头上，举起棒槌，“啪啪啪啪”地用力捶打着。许多的捶打声交织在一起，此起彼伏。

这就是古诗里的“万户捣衣声”吧。

当然，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些，我急急寻一块石头坐下来，把双脚伸进水里，让河水流过我。经河水常年冲刷的石头，鹅卵一般圆润，随便一块都拥有古董一般美丽的色泽。它们有带星星的，有带花纹的，最美的是一种红石头，是半透明的橙红色。这不常见，就如宝石一样珍贵，我偶尔摸着一块，就会把手举得高高。我透过阳光去看，看它在阳光下染上一道金边，它晶莹的身体里面，有一串小小的气泡，好看极了。

我兴奋地站起来，举着向三妈炫耀，裤子却重重地向下一坠，褪到脚脖子上，原来已经被河水灌满了。

我三妈把我的大裤衩扒下来，就手搓了两把，顺势在我屁股上打一巴掌，声音响极了。我光着屁股跑回家，见到我奶奶，咧开大嘴就哭。她立刻拉着我，带我去买好吃的，我一边哭一边在心里暗笑。巷口的小卖铺，那时还是一扇一扇的门板门，开门了，门板就一张一张地靠在墙边，多年以后我知道了，“开张”二字即来源于此。每一块门板的上面，都有“门对子”的痕迹，破旧而斑驳。“门对子”是过年的时候贴上去的，这时都褪去了颜色。我奶奶把我举起来，我费力但快速地爬上柜台，仔细端详柜台上放着的一排大玻璃罐子。那里面可是我的珍宝——又圆又绿的西瓜糖，五颜六色的泡泡糖，还有一粒一粒的“糖豆子”，我的口水要流下来了。店老板不慌不忙，一点一点旋开罐子，拿出一颗橘子糖给我。橘子糖用透明的玻璃纸包着，一瓣一瓣地拼成一个橘子，外面涂着一层白沙沙的糖沫。橘子糖纸也是半透明的橙红色，举起来透过阳光去看，如一块色泽晶莹的红宝石。

这个小铺子里，时刻都散发出一股醋和酱混合的味道。有时候，我和奶奶一起去打散酒，即便是空桶，我也小心翼翼地抱着。铺子里装散酒的大酒缸，有半人多高，一半埋在地下，坛口用一个裹着红布的大木塞，塞得严严实实。我紧张地看着老板，塞子拔开来了，立刻有一股酒香冲出。我大大地打了一个响鼻，环顾一下这间小铺，无比快乐。老板把酒漏斗插到我们带来的塑料桶上，拿出酒提子，从酒坛子里快速地往外提酒，一提，两提，三提……很快我就不看了，我的眼睛转移到了柜台上的那一排罐子上，等待奶奶来满足我。

我爷爷一生唯一的乐趣，就是喝上两杯，也没什么下酒菜，有时是一把炒花生，有时就空口喝。他七十多岁了，还在厂里上班，傍晚下班回来，第一件事就是脱下身上的中山装，抖干净，挂好。如果是夏天，则是挺阔的“的确良”短袖衫，也是抖干净，挂好。

晚饭前有一段空闲时光，我爷爷一个人坐在天井里，摆开一张小方桌，喝他的“两盅小酒”。这似乎是他一天中最为享受的时刻，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一个人坐在那里喝酒的样子，有些孤独。他面前一个破旧的搪瓷小碟里，有一块卤鸡肝，或是几个带壳的炒花生，也是孤零零的样子。

这两样东西对我，都没有什么吸引力，所以我在等，等我的堂哥、堂姐，等他们随便哪一个放学回来，带我去“搅糖稀”。穿过曲里拐弯的小巷，进到一户人家，递给女主人两分钱，她就会把豁边破碗上盖着的玻璃掀开，把两根竹签伸进去，搅一搅，把一团酱色的麦芽糖递给我。

这户人家的屋子，永远是暗无天日，木板搭的床，褥子下铺着稻草。床上面常年躺着一个卧病的男人，是女主人的父亲呢，还是她的丈夫呢？我不知道。但这户人家的窘迫，连小小年纪的我，都能感受得到。她家的屋顶破了一个洞，晴天的时候，有阳光洒进来；雨天的时候，我们就绕着走。

现在，现在我终于走出了那间阴暗潮湿的小屋，我举着两根竹签，熟练地一拉、一绕、一搅，把糖稀拧成一股麻花，然后，循环往复。

这就叫“搅糖稀”，是我的怀远老家，带给我童年的最大快乐。

走在夕阳西下的北门口，麦芽糖的颜色渐渐变淡，从酱红到金黄，再从灿烂的金黄，变成瓷一般的乳白色。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影子跟在我的身后，一起从生满青苔的土墙边走过。脚下是坑坑洼洼的青砖路面，青砖上斑斑驳驳。

我大了，上了小学以后，就只有在寒暑假，才能回去看我爷爷奶奶，那时的“北门口廖家”，已经盖起了大房子。是上下两层小楼，平滑光亮的水泥地面，有独立的厨房和厕所。知道我回去，爷爷老早就站在家门口迎我，老远就向我招手。没等我走近，他就说来、来、来！我给你看一样东西，然后牵着我的手，走进一楼的卧室，从五斗橱里拿出来一个饼干桶。我看着他费劲地把生了绿锈的桶盖打开，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叠明信片，说你看看，看看，这是什么？

是我寄给他的明信片，上面写着：爷爷奶奶新年快乐！

我每年都寄，每年都写着一样的话，我自己已经忘了，爷爷奶奶还当宝贝一样收着。我仔细翻看着它们，像是看到了我的童年，在“收信人姓名”一栏，我用很大很笨拙的字体写着：廖锦英收。

“廖锦英”是我奶奶，生在怀远城关有名的“北门口廖家”。

我奶奶的父亲，我的曾外祖父，解放前在怀远城关北门口，开了一家很大的竹木店，经营毛竹和木材，外号“廖胖子”。他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廖锦英是老大。

倒退几十年去，我爷爷是廖家竹木店里的一个小伙计，聪明伶俐，长得也很齐整。我爸爸说我爷爷一生，唯一的爱好就是喝酒，其实这不准确，我妈妈就说过，我爷爷写一手好字，打一手好算盘，还有一个本事，就是能唱“全本西厢记”，而且会吹笛子，会拉二胡。

我爷爷会唱戏？这个事我怎么从没听说过。而且这和我爷爷的样子也完全不搭，我印象中的爷爷，就是一个整日忙碌的“小老头”。

“公家小老头”，这是我给他取的外号。因为他每天都要上班，吃的是“公家饭”，我就发明了一个称呼，叫他“公家小老头”。

他非常中意这个称呼，有时他下班回来迟了，我就在院子里大声喊：“公家小老头呢？公家小老头怎么还不回来？公家小老头干什么去了！”

如果碰巧这时，公家小老头回来了，就高兴的“嘿嘿嘿”地笑。他一本正经的中山装上，布满了尘土，短短的一茬头发，全白了。   

这样的一位老人，会唱西厢记吗？我很怀疑妈妈的这一说。

长大以后，我在一篇什么文章里看到，旧社会的学徒没有什么娱乐，手敞的会去喝酒赌钱，更多的是和几个同好，组成一个小小的娱乐班子，吹拉弹唱，做时光消磨。所以旧时的学徒伙计，大都会一两样乐器，聪慧如爷爷，会唱整本西厢记，也就不奇怪了。

《西厢记》里有一句唱词：“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这句漂泊的唱词，想必爷爷也唱过。

爷爷不是怀远人，廖家竹木店里的伙计，几乎全都来自徽州。

明代著名的戏曲家、文学家汤显祖，曾以“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的名句，表达他在从商和入仕之间的挣扎。为何“无梦到徽州”呢？是因为徽州的生活，实在是太艰难了。一句流传甚广的徽谚，是徽州现实的写照：“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徽州男儿十三四岁，就要出门学生意去了。徽州虽有山水之色，但无田土之利，怎么养活自己呢？唯有“仕与商”。所以皖南多士子，也多商人，一般人家的子弟，学生意的多。

爷爷就是很小的时候，出来学生意的，皖南盛产竹木，有个专门的营生是放排。把一个一个竹排，像赶鸭子一样，从新安江“赶”出来，或是赶进长江，或是赶进淮河，然后，散向两岸广阔的乡野。

进淮河的竹排，要先过八百里巢湖。

我爷爷应该就是乘着竹排，从徽州的大山里，漂流到了廖家的竹木店。廖家的竹木店里有很多小伙计，都是十三四岁的年纪。但廖家没有儿子，这让廖胖子很不开心。廖胖子端着一把紫砂壶，站在门边看，看哪个小伙计能做他的上门女婿。最终他看中了我爷爷，一个许姓小伙计，或是因他老实，或是因他勤勉，但总之，不大会因为他能唱全本西厢记。

廖胖子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他看人的眼光很准。

他的大女儿廖锦英，是一个话不多的瘦削女子，一点儿也不像她的父亲。她一生都沉默寡言，走进走出，几乎没有声息。她为自己的丈夫生育了七个子女，我爸爸在家中行四，上头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我大姑生下来后，取名廖银河，是随了外祖父的姓。

大了以后，我曾不止一次揣测，我大伯和我爸爸他们，应该也曾经姓过廖，毕竟廖胖子看重的，是男丁。但随着廖胖子的过世，他们又都把姓氏改回了许姓。

我爷爷一定很在意他“上门女婿”的身份，他一定很想让人们知道，他们这户人家姓许。但“北门口廖家”仍然是人们对这户人家的称谓，几十年间，流传至今。

廖胖子的小女儿，嫁给了怀远城关一户张姓人家，不久就病逝了，留下一个儿子，三四岁的样子。她的张姓丈夫后来独自去了哈尔滨，续了弦，又生了一男一女。但他们一家四口，在1985年8月18日的太阳岛沉船事件中，全部遇难了，张氏唯一留下的孩子，就是我三叔，我们称作“三大”的人。

我三叔虽然姓张，但入了我们许家兄弟的大排行，排在我父亲之后，是男丁中的“老三”。而我父亲行二，在北门口人称“二犟”，从这个外号你就能知道，他为人有多么不随和。我三叔后来，也是在我们家娶妻生子，一生都称呼我奶奶为“娘”。

怀远在两水之间，一水为涡，一水为淮。

淮河是一条古老的河流，自大禹治水时便赫赫有名。它从码头经过时，声势比涡河要大得多，它波澜壮阔，一丝丝风就会激起层层波浪。

梅雨季过后，天气一天天地热起来了。

怀远虽是一座小县城，但在以河流为大通道的年代，非常热闹和繁华。除了水利之便，它还特产一种石榴，荆涂二山簿瘠的夹沙土，非常适宜于这种来自西域的植物生长。到了每年的五六月份，空气中富含的水气，被渐渐升腾起来的热浪蒸干，石榴叶就浓绿得仿佛要滴落下来，淮水榴花，红艳似火。

这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候，我们以“坝上”和“坝下”区分县城的地理位置，坝子上宽阔，小孩子们喜欢在大坝子上疯跑。迎面吹过来的风，带来一阵阵石榴花的香味，我堂哥找了一个小池塘，带着我们一帮弟弟妹妹下塘摸螺蛳。当然，我们是不会让大人知道的，大人知道了，会惩罚那个领头的孩子。但河边长大的孩子，没有不会水的，譬如我父亲，还有他的七个兄弟姐妹，个个都是游泳的好手。不过他们不叫“游泳”，他们叫“洗澡”。他们说走！到河里洗澡去！于是一哄而上，涌向涡河或是淮河。

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在涡河或是淮河里，轻松地游几个来回，我最小的姑姑，在十二三岁时，就能孤身横渡淮河。

为了“一瓶罐头”，我妈妈嘲讽说：“你爸爸为了一瓶水果罐头，在淮河上游了三个来回。”

不知道是哪一年，也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比赛，横渡淮河一次，可以领取一瓶水果罐头。我爸爸为了多得一瓶，就擅自多游了几个来回，得没得到额外的罐头，具体我妈妈没有说。

我妈妈总是喜欢在这些事情上，取笑我爸爸。虽然在那个年代，她县委书记的父亲早已被打倒，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外婆仍然十分看不上我爸爸，看不上我们家。她闹，拼命闹，要把他们闹散，所以我爸爸和我妈妈谈了11年恋爱，最后才结婚了。

解放后公私合营，廖家的竹木店就归了“公家”，一起归了“公家”的，还有我爷爷。我最小的叔叔小名“合营”，就是为了纪念这一重大事件。在漫长的岁月里，他拿着一月三十六元的工资，养活一家十口。得国营竹木公司的便利，我奶奶在码头上给来往的船只卸货，一天能挣一块钱，当日结算。第二天一大早，她攥着这一块钱，到涡河大坝子上去买“私粮”，9分钱一斤的大米，够买11斤。那是一段手停口停的日子，哪一天没有活干，那一天就没有米吃。

我无数次地想象我奶奶在码头上卸货的样子，想象她瘦小的身体，如何扛起一大捆毛竹，从长长的跳板上走过。我小的时候，她常牵着我的手各处去走，或是把我抱到柜台上，看五颜六色的糖果。在我的记忆中，她瘦而且高，走路很快，做事麻利。

很久以后，我看到她一张照片，才惊觉她十分矮小。

那是我刚出生的时候，她来到我们家，照顾我母亲坐月子，和我爸爸的合影。照片里他们母子站在一起，她只到我爸爸的胸口高。

是一张黑白照片，三月的淮北，还有料峭的春寒，她在照片里戴着一顶毛线帽子。她的毛线帽子是棕色的，这我知道。在我的记忆里，她一直戴着这顶帽子，她一定也有不同的帽子，或是戴其他帽子的时候，但当我想起她时，她一定是戴着这顶棕色帽子的样子。帽子上有一朵俏皮的小花，镶一圈白色的毛线花边，缝在帽子的一侧。我觉得这一点俏皮和我奶奶很不搭调，但如同我爷爷的全本西厢记一样，在艰窘的生活下面，他们的心里还是有一点亮色。

除了我奶奶帽子上的小花，让我惊讶的还有我爷爷破旧的中山装里面，一个崭新的假领子。我小时候看到它，觉得很好奇，没有前襟，没有后背，两条布带穿过腋下，将领子固定在脖子上。公家小老头下班回来，破旧的中山装上，竖着熨得挺刮的假领子，看上去和这个家庭的其他人，很不一样。

到我大了一点，家里不再靠我爷爷的工资过活了，我的叔叔姑姑们，也都陆续工作并且成家。但我奶奶还是自己霉酱豆子，把干瘪无肉的螃蟹斩成四大块，炖萝卜。码头上这种螃蟹没人要，几毛钱就买一大篓。但是这样烧出来的螃蟹真的很好吃，我妈妈的形容是：鲜得掉眉毛！

当我爷爷端起杯子，喝他的“两盅小酒”时，我奶奶就在旁边淘米做饭，斩螃蟹炖萝卜条。

她喊我爷爷“小老头”。她是个话不多的人，我爷爷则是不多话。他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大部分是沉默。少年夫妻，相守到老，没有那么多的话要说，但他们很恩爱，看他们的眼神就知道。

我没有听过我奶奶喊我爷爷的名字。我有时候会想，年轻时的廖锦英，是个什么样子呢？少女时代的她，是不是也在河岸边，唱过《摘石榴》？

姐在园子里摘（呀么摘）石榴

哪一个砍头鬼砸我一砖头

刚刚巧巧砸在小奴家的头哟

要吃石榴你拿两个去

要想谈心你跟我上高楼

何必隔墙砸我一砖头哟

呀儿哟 呀儿哟

依得依得呀儿哟

你何必隔墙砸我一砖头哟

石榴花开得正好，月上了柳梢，河面渐渐被水气所笼罩。《摘石榴》是广泛流传于淮河中游的民歌，热烈，大胆，有着欢快的曲调。而“夜听琴勾起了女儿心事，晓窗寒神倦思”也是一首情歌——这是《西厢记》里的唱词。

我爷爷先我奶奶八个月过世，发丧的时候，我奶奶已经得了老年痴呆症，糊涂了。她操起一根竹竿，一竿子打过去，把跪着守灵的我爸爸和我的叔叔姑姑们，打得捂着头就跑。她也不认识我了，虽然我是她最疼爱的孙辈，她抓住我的手问，毛姗呢，毛姗呢？脸上是焦急的神色。

有时候她还会突然发问：“小老头呢？小老头到哪里去了？”

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孩子。

在他周岁的时候，我带他回了一趟我的老家。难得人齐，堂哥堂姐做东，请所有的弟弟妹妹吃饭，坐了满满一大桌子。各自的怀里，都抱着第四代，很快，孩子们也能凑成一桌。我堂姐——我三叔的女儿，抱着她的儿子坐在我旁边，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一下子就想起了我三叔。

我也有好久好久，没见过我三妈了。

我三叔去世好多年了，是兄弟姐妹里唯一走了的。我大伯八十多了，我小姑姑也六十多了，他们都很健康，生活得很好。

我爸爸这些年也越来越爱回老家了，喜欢和老兄弟几个聚一聚，喝两杯小酒。酒桌上他问我大伯：“大哥！人家说我爸是外乡人，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吗？”

我大伯说：“不知道。”

然后他们就沉默，沉默地坐着，沉默地喝酒。老兄弟几个也越来越相像了，身上都有了他们父亲的影子。他们端起酒杯的样子，让我想起幼年时的无数个黄昏，我爷爷坐在堂屋的一张小方桌前，喝他的二两小酒。他面前的小碟子里，有一个卤鸡肝，或是一把带壳的炒花生，他喝得很慢很慢，二两酒要喝一个多钟头。

他会想起自己的少年时代吗？想起他如何跟着竹排，来到怀远城关的北门口？

我爷爷这一生，都没有提过他的故乡。

是不愿意提呢，还是已经忘记了？他的后代，都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他们年轻时，也似乎从没有问起过。我爷爷邻居家的儿子，在上海工作，爱好文学。我们互加了微信，他在微信上和我说：你们家是徽州人，廖家的竹木店里，都是徽州学徒。

我爷爷名春涛，字少波，“三十以后以字行”，许少波是他户口本上的名字。他来自于古徽州一个许姓聚族而居的小山村，具体是哪一个村子，就不知道了。

他出生的地方，应该有一条河。他长到十三四岁，要自己养活自己了，他就乘竹排顺流而下，到山外去寻找出路。最后，载着他的竹排，停在了涡淮交汇处的怀远县，他上了岸，来到了北门口。